[ZT]忽然想到义和团

killbill

转自天涯关天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3889.shtml

作者：关不羽 提交日期：2008-4-12 18:59:00

　　中国历史上最吊诡的事件莫过于义和团了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也越来越吊诡。就在前一段间也因为对义和团的性质评价发生了大规模的争论，很是热闹了一阵子。骂之者抓住义和团的愚昧、暴行，斥之为“反人类”；爱之者则把义和团奉为爱国主义的典范、民族主义信仰的榜样。纷纷扰扰之余，却愈发看不分明了——各持一端的争论往往就是这样，真相或许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争论的双方只愿意展现事件的某一面，使得“立体”的事件扁平化，变成了 “平面”的脸谱。因此，不得不做些还原与澄清的功夫。
　　其一，被“隐去”的大旱
　　义和团于1899年兴起不是偶然的。华北平原的持续大旱造成了赤地千里、饥民遍地、人心浮动，无疑是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原因。当时亲历者的记述无不提到这场可怕的旱灾造成的阴影。义和团的揭帖多有宣传洋教传播、洋人横行造成上天震怒降下大旱。义和团团员的追忆也不乏回忆当时饥肠辘辘饿到濒死，因此投靠“大师兄”的场景——既解决了眼前的温饱问题，又找到了感动上苍的未来希望。有意思的是，立场对立的外国传教士也在向上帝祈求降雨，倒也不是出于“爱自己的仇敌”，而是直白地向上帝倾诉——缓解旱情是自己的“救命稻草”，只有一场大雨才能让“两眼发红，满怀愤怒的人们回去耕种自家的土地”。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欧洲迫害女巫的活动往往在瘟疫流行、水旱灾害达到高潮。天花造成的大规模婴儿死亡会被解释成异教徒的阴谋，造成火刑柱的生意兴隆。这也不难理解—— 饥饿、绝望、求生的挣扎会把人变成野兽，会把一点点恨意放大到“杀红眼”的地步。出路迷茫的时候，任何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都会成为整合人心的强大力量。情绪的放大与宣泄、求生的挣扎与努力，都要努力找到正当性的理由，并且诉诸于群体，这是人的本能。因此，这场大旱把乡民驱离了土地成了绝望的无所事事的游民，又把游民整合在一起成了“团民”。
　　有意思的是，在国内关于义和团评价的争论中，争论双方对这场在历史记述中浓墨重彩的大旱灾都有意无意地 “隐去”了。即使是一些研究专著，往往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想必是这场旱灾对争论双方的立论多少都有些麻烦。赞扬义和团“爱国主义精神”者是要营造纯洁无私的精神面貌，“为五斗米革命”大概是不符合扬帆们“国家信仰”的“伟光正”。而怒斥义和团为反人类、极端愚昧者归根结底是要把义和团当作“民族主义”的“邪恶后果”的，绝望的灾民大概和什么“主义”都离题万里。因此，这场旱灾只好悄然隐没了。问题的焦点被转移到了“教案”这类的华夷之争。

　　其二，“无可无不可”的“教案”问题
　　所谓“教案”是指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与中国居民发生冲突，从而引发的诉讼事件。历史上有名的教案，如直接导致曾文正公身殒名裂的“天津教案”往往是严重的人命官司，这不免给“教案”这个词留下了血腥的色彩。其实，大多数“教案”是琐碎芜杂的争端，广泛涉及各种民事领域。例如教民在传教士的支持下要把原有的公共庙宇、庙产强行改作教堂的田产官司；原来普通的民事诉讼，只因为其中一方是教民并寻求教会干预而升格为“教案”的；还有教民拒绝为传统的公共祭祀活动出资引发的经济纠纷。甚至在基督教不同派别内也发生过“教案”，山东某县的信义宗（路德宗）教堂把旧教（天主教）教堂的铁门拆下来归为己用，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教案”是如此琐碎芜杂，在当时的官民都视之为扰民太甚，甚至连西方Z_F也有不堪其扰的——威廉皇帝索性下令“今后帝国Z_F外交官不再支持传教士、教民兴起诉讼”。可是，尽管“教案”被义和团问题争论双方都视为事件的主要原因，却都采取了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大而化之的态度。
　　把义和团斥为愚昧邪恶的，把“教案”描述成某种文化冲突，把乡民对洋教、信徒的反感说成是缺乏宗教宽容精神、拒绝“先进文明”。然而，大多数教案本质上就是利益争夺，和信仰、文化的关系并不大，借重了宗教势力与宗教信仰的旗号罢了。比如说争夺庙产，这是谈不上什么信仰问题的，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争夺公共财产罢了。而普通民事案件因教民的“特殊身份”而变得复杂，则更谈不上信仰争端。实际上，当时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与新吸纳的教众本身的文化水平、信仰水平就参差不齐，能摆得上台面的绝少。教民与非教民的争端谈得上什么“文化冲突”的高度吗？托庇于宗教势力获取现实利益好处的做法古已有之，南北朝时寄名寺院，唐宋购买度牒，元代投靠全真教、蕃僧，如此种种，也引发了不少诉讼、争端，这些能谈得上信仰争端、文化冲突吗？诉讼所起，利益所系，这是大多数“教案”的本质。大而化之地抬高到文化信仰层面上，无疑是一种粉饰。
　　而高举义和团为民族主义偶像者对教案背后的利益之争看得是比较明白，但是也有夸大与曲解的嫌疑。要是联系到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难以自圆其说。同样被他们捧作“反帝反封建偶像”的太平天国就有“洋教”背景，而且也干过捣毁庙宇、侮辱中国传统信仰的行为，并且因此受到了抵制。这又如何评价呢？而且，教民与团民之争，真能抬高到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吗？当时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可以从这样一则故事中体会：西人修电线正好从某个农民家的房上穿过，这个农民认为电线会破坏风水，拿着锄头坚决抵抗，西人强行修筑。其后，因为各地反对声太大，修筑不下去，又要拆除电线，这个农民却又拿着锄头坚决抵抗，反对其拆除——因为修了电线后，这个农民恰巧得了个儿子，他认为电线对他家的风水很有利。——反对造电线，是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精神的保家卫国，反对拆电线，也不是什么卖国行径。前前后后和“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撇开特定的主义与主张，冷静地看“教案”与仇视教民、教会的问题，那是不难看到真相的。民间素来有数不清的财产争端、宗族争端都是利益之争。正常条件下这些争端都停留在民间内部消化，但是在天灾横行的情况下往往发酵成为大规模的民变。这种民变最终会指向皇朝本身，甚至造成改朝换代。只不过在西方侵入的大背景下这类争端有了一个“新鲜的包装”，也多了一个矛头所指的方向——“灭洋”。

　　其三，清廷：没主意的“主义”
　　关于义和团争论中，清廷也是个比较让人尴尬的角色。要让义和团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偶像，“扶清灭洋”中的“扶清”到底是怎么个爱国呢？为了给义和团“黄袍加身”，甚至不惜给义和团加上个“加速了腐朽的满清政权的垮台”——这就很滑稽了。按照这个逻辑，这个“光荣称号”大可以加给清廷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了。不过，这勉强算是有一点合理的因素——爱国不等于爱Z_F。
　　然而，要把义和团与清廷割裂开来分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最早给义和团“主义”式的包装，就是清廷了。义和团的揭帖多为俚俗土话，要旨无非是把种种灾异统统归到洋人的身上。即使是同时代的读书人，大都对义和团那套天灾与洋人的“天人感应”不大相信的，对那套神神鬼鬼的东西也很看不上。不过，经过徐桐这样大学士、理学家的包装，那就大不相同了——尽管徐桐是不知道什么主义的，但是大义名分这类的东西是最驾轻就熟的。他的“妙笔生花”下，妄杀妇孺、分财劫掠无不“义举”，降神符咒、刀枪不如无不“天意”，这些都透露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而清廷那纸不明不白的“宣战诏书”，从外交文告的角度看非常愚蠢——连向谁宣战都用“诸国” 含混过去简直不成体统，从“主义”的角度看却是极高明而感人的——“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何其堂皇而伟岸。
　　可是，“主义”的胜利却是没有“主意”的结果。大旱之年不能赈灾救民，以致民众生计困难、流离失所，算是近因，显然是太没有“主意”了；变法无力、外交无能，以致内外交困，民心浮动，算是远由，显然也是太没有“主意”了。没有“主意”，就用“主义”凑。面对民情汹涌，索性迎合其“仇洋”的心态，意图把洪水引向外敌。在“主义”的堂皇包装下，持异议者或杀头或噤声或外任避祸，而民众则成了“人肉炮弹”和真枪实弹较量，在极度亢奋中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看，说义和团“加速了腐朽的满清政权的垮台”是讲不过去的。按照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那场大旱灾本来很有可能导致那个老朽的皇朝Z_F的覆灭，可是民力却白白消耗在一场开战即糊涂的对外战争上。事件的后果是，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清政权本身却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然而，“主义” 的强心针只能“沿命”，不能“救病”。清廷也许不是没有更新复苏的机会，所谓“同治中兴”虽然谈不上盛世繁华，但是也多少有点安定小康的意思，也积蓄了些国力底子。而“戊戌变法”虽然有些冒进急躁，但是至少看出了发展的方向。然而，不好好搞“主意”，却自以为得计地玩弄“主义”。不痛下功夫培植民力、开启民智、解决民生，却靠民众的情绪亢奋来沿命，看似“成本很低”，实则造就了“杀红眼”的社会心态，只能落得个玩火自焚的下场。
　　然而，主张义和团是反人类云云的人士却把眼光仅仅停留在那些“杀红眼”的民众身上，这样的视界是不是太狭窄了？

　　结语：现象与本质
　　对义和团的争论围绕着“民族主义”这个核心焦点。义和团和民族主义被捆绑在一起，在天使与魔鬼的角色间跌宕。然而，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现象，还是本质？今天依托一些“先进理论”，把民族国家说成是“想象的虚幻的共同体”，试图解消其社会存在的基础给“民族主义” 致命的一击。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确实是关乎每个人的“痛苦指数”——清末的大量赔款用的是民众的血汗银子，“教案”中被洋教背景的吃教者欺侮的愤愤之情也可以想见。即使不说这样极端情况，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朴素的感情也无可厚非。对此有必要彻底否定吗？即使有些极端的东西存在，在一个正常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也无关大体——发达的M_Z国家中并不是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大碍。不过，当极端民族主义的噪音变成主流，甚至磨刀霍霍地披挂上阵，那真是很值得警惕的。而且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真是出在“主义”的身上吗？“主义”的泛滥、情绪的亢奋往往
　　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体现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义和团在北方纷纷扰扰时，南方却安定依旧。那当然不是南方民众更有国际主义情怀，或者更能理解先进的西方文明，或者更喜欢 “洋教”的迅速传播。南方的民众一面也骂着洋鬼子“不仁义”，一面却慢慢用上了“洋油”“洋火”“洋布”。进而自己办起了造“洋火”“洋布”的工厂，竟慢慢忘记了前面那个“洋”字的原意。或许北方的跌宕起伏本质上是这样的——民生的艰难、利益的受损、生计的绝望酝酿成激烈的情绪，最终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管道中迸发出来。想到这些，我不禁为当年的义和团成员感到悲哀——身前极度痛苦的生存方式，身后被捧或被骂无非都是被曲解为政治符号罢了。可怜、可悲复可哀啊。我想，无论是捧是骂，只要是真心希望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人士都不应该只把目光投诸于这些可怜人的言行，还要看看背后深刻的本质——为何民生如此艰难？谁在操弄民意？乃至最后的玩火自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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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