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很中国,不很日本-----中国乒乓选手改国籍以后的日子

Roki

我们为何正在此地？



《体育画报》记者 关军 日本东京报道



    我们一起出国、买车、生子、入籍、改当正社员、盖房子，一个又一个目标的达到，生活变得越来越忙，快乐却越离越远。

    这一定不是我也不是他的初衷，真正可以让我们感到满足和幸福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儿？该如何寻觅？

    黑暗中，没有想要的答案。

    方便安静的环境中，遇到的日本人个个有礼有节，亲切和气，从不大声争执，人际关系上保持适当得过分的距离，在平和的同时感觉到冷。

    记忆中热情与烦杂共存的中国，由于长年离开，正在一点点变得遥远。我们自己也在改变，生活习惯、思考方式，就连言谈举止都开始和在国内时不同。

    国籍上已成日本人，为同化、为被认同而努力着，可无形的线难以逾越，或者在潜意识中，并不想越过。我们依然没有着地，漫游的空间反变得更广更寂寥。

    我们是什么？为何正在此地？

                         ——摘自《熊本十年》



    这是一个周末，恰逢2008“全日本桌球选手权大会”渐入佳境，东京体育馆至少涌进5000名观众，多以学生为主。中午时分，休息厅排起了两条长队，一边是买便当充饥的，另一边则是向一位中年男人索要签名的。

    中年男人头发略显稀松，更突出了额头之饱满，他穿着普通黑色运动冬装，看不出身上有光环闪耀。

    等待的人很多，中年男人却并不准备草草签名了事，他亲切地与每个人交流几句，再鼓励一下，然后流利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伟关晴光。

    身后的赛事，这位“伟关晴光”退役前曾拿过七次男单冠军，而且都是在35岁以后；当他还不是日本公民，曾在乒乓球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时拿过双打冠军，那时他的名字叫韦晴光，中国乒乓球国手。

    不远处，韦晴光的妻子石小娟排队买便当，她以中国《乒乓世界》驻日记者的身份，参与报道工作。

“他退役后还是很受追捧，感觉他在中国最牛的时候都没这么风光。”石小娟说起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藏不露的钦羡。

他们在体育馆里各忙各的，相互的交流甚至少于乒乓球比赛一次普通的多拍回合。

    在职员上厕所都要小跑的日本，生活节奏紧张得令人窒息，韦晴光与石小娟这17年也被这样的节奏裹挟着，倏忽间就过来了，快得就像仅仅在新干线坐了一站。

    但是，17年中的某一些时间段落，却突然慢下来，有时慢得如同95微妙的慢镜头，慢得近乎停滞。这样的时间段落，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几小时，有的只是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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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飞往福冈的航班严重晚点，晚了五个小时。即将离开祖国的复杂感受，对异国新生活的向往，都让这五个小时显得多余、煎熬、不近人情。

韦晴光和石小娟除了忍受这煎熬，没别的办法。他们呆呆坐在候机厅里，心事重得如同身边那两只装满行李的大号皮箱子。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还未消退，各大公司的体育俱乐部都有自己的代表队，为了在国内俱乐部比赛中提高成绩，他们积极吸纳外援，中国乒乓球选手无疑大受欢迎。   

1991年初夏，同为专业乒乓球选手的韦晴光和石小娟几经波折，终于也汇入了出国的潮流。

那个阶段，乒乓球选手出国打球远不止日本这一个目标，来自欧洲几个国家的邀请也非常多。多数国手出国打球是区别于“海外兵团”的，他们为俱乐部效力，在中国依旧拿着工资。

    最早萌生出国打球的想法，韦晴光根本没考虑日本，他嫌这里水平太低。当命运的阴差阳错使日本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他的想法是打上两三年就退役，回国当教练去。

韦晴光效力的株式会社名为寿屋，是日本九州最大的一家超市连锁公司，本部设在熊本。抵达灯火零落的熊本的那个晚上，夫妻俩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仅在这座城市，他们就呆了十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是否要回国、什么时候回的问题，韦晴光与石小娟偶尔会发生争执。

在日中经济此消彼长的大背景下，1995-1996年间，中国乒球的驻日“海外兵团”刮起回国风，石小娟也想回。韦晴光比妻子矛盾，他还想打球，在日本，他可以打单双，回国却只有退役一条路可走；回去做教练也认了，可惜却等不来合适的机会。

在日本，命运继续和韦晴光开着那种被称作阴差阳错的玩笑。回国的可能性像云雾缠绕的山路，时而闪现时而又断掉。

接下来的选择有些不由自主。随着199３年儿子嘉嘉降生，生活完全以孩子为轴心，回国的路更加遥不可及了。而且要参加日本最高级别的比赛，就得入籍，没想到，入籍后竟打得一发不可收，成了日本乒乓坛不老的传奇。(从1997年办了改籍之后，假如要确切表述，那已经不能叫“回国”了)。

在韦晴光家里，通常有三种语言被混杂着使用：汉语普通话、桂林方言和日语，甚至它们会在一小段话里发生奇遇。让夫妻两人略感不舒服的是，儿子嘉嘉一直不习惯说汉语，常常是家长刻意用汉语和他说话，他则用日语回应。得让嘉嘉了解中国，知道那是父母的根，尤其是，“总不能回老家也说日语吧”，抱着这种想法，儿子读小学的时候，韦晴光夫妇每年都让嘉嘉中国住半年，日本住半年。嘉嘉对那个与日本大不一样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也喜欢中国饮食，但语言和思维上，他已经非常日本化了，那是他的“母语”啊。

韦晴光和石小娟的“母语”同样无法改变。许多时候，他们会回忆起北京体育馆路上陈旧却群星汇聚的宿舍楼、乒乓球训练馆；挥洒在那儿的汗水、笑语；记录在那儿的奋斗、辉煌，“连同大门外的鸡蛋煎饼、馄饨摊子一道，走遍天涯海角，永志不忘。”

    对于在日本谋生的中国人，从事乒乓球工作或许是最容易获得满足感的了。在东京体育馆采访时，我惊奇地发现，接触到的每个日本乒乓球记者都可以进行简单的汉语交流，汉语对于乒乓球界来说成了世界语。“中国乒乓球太强大了。”日本人发出这样的赞叹。他们对强者总是充满敬畏。

即使如此，最终留下来的中国乒乓人还是少之又少。

当年韦晴光的双打搭档陈龙灿也曾在日本打球，回到国内虽也多有不如意之事，但现在担任广西乒乓球队总教练，也算不错的归宿；乔红、刘伟、于沈潼、张雷、王永刚……这些名将一拨一拨地来过，又一拨一拨地回去，连何智丽最终也回了上海。曾在日本谋生的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那么多，坚持到现在的，只有他韦晴光一个人。他甚至不敢把这称为坚持，没那么壮怀激烈，“回去还是留下，都是一种生活选择罢了。”他想把这份心事平淡处理，“选择了哪个，都会面对一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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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走在东京繁华商业区涉谷的街道上，路过多家极其喧嚣的电子游艺厅，韦晴光像是想起一件无比遥远的往事：“那段日子，大概几个月吧，我非常迷恋它。”

Roki

他说的“那段日子”，是最初在日本品尝到的无聊时光。

涉谷那种游戏厅在日本遍地开花，堪称社会一景，里面多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非常投入地玩着一种叫Pachinko的简单的赌博游戏——排遣压力与消磨时光的需求在这个国度都是如此旺盛。而当年的韦晴光显然属于后一种。

每天工作的时间要么很短，要么就干脆没有，语言又不通，发呆的时间很是充裕。韦晴光的消遣方式是Pachinko，妻子石小娟则躺在床上，做一段白日梦，然后抱一盒纸巾坐在电视机前。日复一日。

度过最初的兴奋和新奇后，惶惑就来了。正如石小娟以女人特有的感性所言，那段时间，她和丈夫简直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为什么来到此地？”

在熊本，其实也曾有过一段比较温馨的时光。通过乒乓球陪练工作，韦晴光一家得以结识了几对日本夫妻，并一度关系密切。那位叫福山的妈妈桑和她那位身为退休J_C的丈夫，热情地为这对中国夫妻安排娱乐，安排学车，安排参加聚会，让韦晴光和石小娟感觉“俨然成了福山家族中的一员”。

石小娟怀孕后，福山妈妈几次陪她去做检查。福山家住在熊本有名的水前寺公园附近，于是就叫伟关夫妻称他们为“水前寺的爸爸妈妈”。

还有一位经营新旧汽车交易的前田先生，50多岁，工作间隙就忍不住在车篷里的球台上过过乒乓球的瘾。

前田夫妇的热情简直要更胜福山一家，除了经常一起聚会，他们还帮着照看嘉嘉甚至给他洗澡，他们暗中帮石小娟创造工作机会。得知韦晴光家想办入籍，前田先生热情地表示要帮忙。

因为担心太麻烦前田，韦晴光夫妇自己办妥了手续，谁知却惹了大麻烦。前田先生对此十分不悦，简直像是讲信用的商人遭遇一起违约事件。加上过往累积下一些其他误会，矛盾的生成与激化都是中国式思维所难以想象的。

       倔强的石小娟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又臭又硬的脾气又冒了上来”，她带着委屈的眼泪，甩手离开前田的会社。

       第二天，竟收到前田夫人寄来的东西，里面是石小娟在会社用餐的饭盒，上附一张便笺：“如果你不觉得错，以后就别来了。前田鲤荣。”

寄人篱下，在思维方式难以调和的时候，最终低头的还是石小娟。这件事情使她成熟并且懂得在爱护照顾自己的长辈面前，有时必须放下过多的自尊。

后来迁到东京的韦晴光一家，仍然保持着与包括福山夫妇、前田夫妇在内友人的联系。他们甚至会来东京与他们见面。回忆起熊本这十年，发现那里其实有一种在大城市里很难感受到的温情。即使那样的环境，依然让他们感到日本不是越来越熟悉，而是越来越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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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福冈领事馆。

改籍手续办得出奇的快，而一切办妥后，却是比办手续的时间还长的相视无语。韦晴光回忆说，沉默持续了差不多有20分钟。

1997年，夫妻俩觉得改国籍是一件很迫切的事。那时，他们一心想得到安定的生活；要工作，要买房子，要给嘉嘉和周围小朋友同样的身份，要结束每年去入国管理局更新签证的繁琐，甚至仅仅是为了方便去其它国家旅游，他们只能选择加入日本国籍。

    这件事，韦晴光提前一年告诉了父母。 父与子就此事的交流很简明。

    “对你有帮助吗？”

    “有。”

    “那就改吧。”

    使馆里的程序像那段对话一样简明。可是，韦晴光夫妇蓦然意识到，他们就此从国籍上脱离了祖国，在那沉默的二十分钟里，两个人跌入了一种失重的状态。

“这回，在不经意间放弃的，是无形的却生来俱有的一个标志。随后的大半年，我们处于无国籍状态，两头不着岸地漫游在中日之间。”这是石小娟在《熊本十年》里的表述。

半年后，他们去法务局办入籍，比较难忘的记忆是改名换姓——

       法务局的人说，最好是入乡随俗，选择大多数日本人都用的双字。他们得到一张纸片，印满可供参考的汉字。

       他们最初想把汉语的姓拼到一起。“韦”字不在其中，加上单人旁，成了伟大的“伟”；“石”字是有的，但放在“伟”的后面觉得别扭，便取日语中与“石”同音的“关”字。1＋1＝1，便有了一个在日本都独此一家的姓氏：伟关。石小娟说，它独特得有些不伦不类。

       “晴光”和“展嘉”都可以不变；而“娟”字日语中没有，于是取其同音的“绢”再加个“子”字，最终完成了拼字游戏。

    当年出国前，石小娟的妈妈曾一再叮嘱她，在日本是不可以跪的，要有中华儿女的尊严。现在可好，入了日本籍，改了日本姓，问题比下跪严重太多了。

    有一段时间，连石小娟的姐夫都称他们为“伟关一家”，很不舒服的感觉。石小娟也索性自嘲道：“成‘二鬼子’。”

    正式获得日本国籍的那天，竟恰好是韦晴光的生日，这又让夫妻二人感慨良多。

    新晋日本公民伟关晴光终于可以参加日本国内的大赛了。他们并不知道，“二鬼子”的烦恼，后来竟会那么多。

    在35岁那一年，第一次参加全日本选手权大会的伟关晴光绽放第二春，他战胜另一位日籍华人选手，神勇问鼎，这胜利也意味着他自动成为日本代表队成员，可以重返国际比赛。这位在任何比赛、包括奥运夺冠都未曾落泪的男人，那一刻却动情地哭了。石小娟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丈夫的眼泪，它只能用百感交集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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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韦晴光就适应了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感觉；而适应作为中国队的对手，甚至部分球迷眼中的“敌人”，他用了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1998年9月，亚乒赛在大阪举行，伟关晴光首次代表日本参赛。

    韦晴光说，参加国际比赛，他最怕遇到中国选手。 “我宁愿碰外国更强的选手，也不愿打中国队。”怕什么就来什么，他的第一个强劲对手就是小将马琳。

36岁的韦叔叔遭遇18岁的小马，年龄恰好相差一倍，放在中国乒乓球界，隔了何止两代？那时，他们的世界排名也差出300位开外——韦叔叔有六七年未参加国际比赛了。

没人看好这个老掉牙的伟关晴光。

    亚乒赛期间，石小娟留在熊本工作，兼照顾孩子。她没想到，来自丈夫的电话，居然捷报频传。“一会儿来个电话，说赢了马琳，一会儿又在全场的‘日本，喳喳喳’的声援中，赢了刘国梁。”伟关晴光打进决赛，为日本队赢得了十几年未得的男单银牌。

韦晴光回忆说，比赛刚开始时，和中国队还挺亲热的，闲暇时间一起品酒，K歌，可一场一场地赢下来，弄得大家见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回到家，这结局让韦晴光夫妇既高兴，又困惑。

让韦晴光没有料到的是，他很快就听说了中国国内对这个“伟关晴光”的颇多非议，说他是又一个“小山智丽”。尤其当更多的非议是来自故乡广西媒体的一些妄断报道，在未经任何证实的情况下，甚至报道他跟日本女人结婚了、要不就是张冠李戴地把于沈潼的妻子赵多多跟他配在了一起……

石小娟通过文字对我发着感慨：“离开熊本之后，我们失去了异国中的故乡，而遥远的中国广西故乡，更无法祥知他的儿女如何在外拼搏。我们仍旧必须一如既往地在球场上尽心尽力尽职，动机目标，褒贬评价却已经模糊和改变许多。当失去许多共同分享成功喜悦的人群时，我仍旧站在原地，一如既往地承受他的压力，分担他的失败，分享他的胜利。”

    2000年2月的吉隆坡，第45届世乒赛男团半决赛，日本队又碰上了中国队。伟关晴光对阵刘国正。比赛开始前，脸上画着五星红旗的华人球迷笑呵呵地唱着“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分明是冲着伟关晴光的，比赛中，37岁的老将明显落了下风，球迷们唱起了“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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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纸巾看日本肥皂剧的生活，对石小娟而言太缺乏色彩，她需要一些安慰和点缀，哪怕仅仅是一只精致的花瓶和一点点鲜花。

31岁的生日，早晨出门时，韦晴光还记得妻子过生日，说要晚上买花回来。

石小娟去商场买了一只路易威登的包和一个精致的玻璃花瓶，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缓慢得像一只蜗牛，她静静等着，仿佛一年又一年的辛苦寂寞，都是为了守候那么一束花。

或许是与内心隐性的焦虑有关，韦晴光夫妻在日本的生活中充满了磕磕碰碰，而且事情大多轻如鸿毛。有一次做晚饭，韦晴光出马炒菜，他很夸张地戴着一只大棉手套，说是不能烫坏了他赚钱的手。

石小娟那时脾气出奇地大：“我受不了他这副德性，于是争吵起来。吃过饭，他就跑到外面去了。”

    韦晴光不会做家务，也不会照顾人。妻子生下儿子之后，他想让妻子补一补，却买回一堆零食，妻子刚生完孩子那几天，他硬着头皮下厨房，连做了几天的肉炒黄瓜。他自我安慰说：“中国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基本都这样吧。”石小娟则揶揄丈夫：“你呀，也就是球比我打的强，别的啥也不知道。”

       石小娟产后不久就要亲自做家务了，她坐在椅子上，不禁抱怨起来：“这哪里是坐月子嘛！”韦晴光却回了一句让她此生难忘的话：“你这不是坐着吗？”说不清是他的冷幽默，还是真的愚钝至此。

看着玻璃花瓶，静静地回想着流逝的岁月，石小娟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

晚上，韦晴光回来了，两手空空。他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买。

    石小娟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因为从丈夫工作的运动用品贩卖区到卖花的摊位，不到一分钟，而且是他下午去练球时的必经之路。

    晚餐餐桌上，“可怜的花瓶空空的，倒有点像我们盛放感情的内心深处，空洞干枯”。石小娟很是感伤。

偏巧这个时刻，传真来了，石小娟的姐姐发来的。“生日快乐！帮父母装修房子，你出钱，我出力，拿30万来！”家里的空气变得更加令人窒息。韦晴光和石小娟都是广西人，人在日本，故乡的人都以为他们发达了，连亲人也会这么认为。

人在异乡，与当地人间的误解，夫妻间的误解，亲属的间的误解，十面埋伏，让人无路可逃。

平淡而无奈的日子里，石小娟写下了4万多字的回忆文章《熊本十年》，文章有着对十年异国经历的细致描述，也有对二人感情生活的大胆剖析。你很少能看到有人如此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它真实得简直让你怀疑，假如不是同在日本屋檐下的命运，这两个人的婚姻会否延续至今。

韦晴光当然是《熊本十年》的第一个读者，他有些惊愕，惊愕于妻子表达的真实直率。“从那以后，我也时常检讨自己，是不是自己这个丈夫做得不够好。”不过当他得知《熊本十年》准备在中国的《乒乓世界》杂志连载，还是“犹豫了好半天”。

还是发表吧，原文发表。韦晴光想通了，既然《熊本十年》确实是他们曾经的真实生活，那就没什么不能面对的。



日本国民体育大会在2007年9月29日举行，它成了韦晴光的挂拍之战。他45岁了，有点累了。半决赛，韦晴光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被逆转，这一天是10月3日，记住它吧，整整30年的乒乓选手生涯，就这么戛然而止。

第二天晚上，朋友们搞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仪式，日本乒球界的朋友来了，在日的华人乒乓球朋友来了，中国使馆的领事来了，《乒乓世界》的夏娃等人专程飞过来。

人生真是奇异，韦晴光从南宁粮油机械厂的水泥台一路走过来，没想到最后走到的是这么一个地方——日本东京挂拍晚会的“冠军台”。

用了人生中的一半时光，韦晴光沉浸在乒乓球的悲欢起伏里，性情与生活内容都简单得如同一块光板球拍。而2007年10月4日，比赛结束，他需要重新找一条路。

    最近几个月，在韦晴光租住的公寓里，笔记本电脑一直上线，他开始研究股票了，数周前还尝到了大熊市中钻心的肉痛。“将来想尝试更多东西，也想玩玩高尔夫、滑雪这些运动。”他要在那块光板上涂抹点什么。

    退役之后，做教练的收入不如打球，焦虑感也随之抬头，未来的路怎么走，他没有主意。“回中国是迟早的事”，这句话之后，他开始沉默。

韦晴光夫妇每年都有机会到中国，但短暂的停留只够他们一次次惊诧中国的剧变，根本来不及重新适应。与许多海外游荡的人的矛盾一样，越是在国外的时间久了，回去的冲动就越强烈，而残酷的是，回去的决心也越来越难下。“17年了，还能适应中国的一切吗？”韦晴光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生活虽多有烦忧，他却因性情的单纯，而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韦晴光问我：“我是不是比同龄人年轻一些？”对于他那个年龄段的人的容颜，老实说，我没什么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心理年龄远远小于生理年龄。

在我们这次东京采访中，交往几次之后，和韦晴光很快亲近起来。他带着我们参观景点，寻找吃饭的好去处，我发现，韦晴光开心的时候，走起路来甚至有一点雀跃。

小孩子式的雀跃。

Roki

中国的运动员只是为中国取得荣誉的工具！

很多老了以后就只能带着一身伤病艰苦的生活了！

killbill

为了站到金字塔的顶峰， 必须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其实哪一行都是这样

Orchlon

日本人很排外的
即使做的再好也很难融入进去
等到孙子那一代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