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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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一夫鸣枪 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关键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Z_F，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吴樾《暗杀时代》）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猛回头》）
　　
　　随手拈出辛亥革命前数则语录，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
　　
　　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的时代。
　　
　　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起迷滞已久的国人。
　　
　　在心跳加速中，在欢欣鼓舞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
　　
　　于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这一枪，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M_Z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藏满清267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新军？
　　
　　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笔者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再讲讲清朝的“新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
　　
　　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
　　
　　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
　　
　　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江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
　　
　　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后，众狗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
　　
　　由于河道畅顺，洋人们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
　　
　　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200家，英国53家，日本43家，德国35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
　　
　　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
　　
　　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是完全畸型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
　　
　　不用说，这些钱，当然富商大官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
　　
　　由于二十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
　　
　　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
　　
　　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
　　
　　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
　　
　　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
　　
　　放眼一望，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皆蕴攒了相当大的毒怨之气。
　　
　　从“人才”角度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老张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它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它各省。
　　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
　　
　　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
　　
　　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欲坠摇摇。
　　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份”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M_Z义”很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
　　
　　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M_Z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 “二M_Z义”。
　　
　　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
　　
　　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新军中发生呢？新军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朝兵制，大致讲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产生出来的团练，后经太平天国、捻军之乱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
　　
　　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谲（火字边）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被清廷派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的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
　　
　　袁世凯有脑子，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与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
　　
　　满清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尖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只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编制上募仿日本。
　　
　　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尽快推行新军训练。
　　
　　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全统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
　　
　　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26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成“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
　　
　　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此人，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两江总督）早死（1902年），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能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消弊振衰。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
　　
　　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
　　
　　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效忠袁世凯个人军，成为老袁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
　　
　　可笑的是，一直要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基本上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
　　
　　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满清国家的效忠。
　　
　　所以，清廷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
　　
　　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满清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
　　
　　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
　　
　　这种情况，均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满的新思想。
　　
　　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新军中的不少中级的军官，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那套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
　　
　　由此，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F_G_M”，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特别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同志，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已之枪。
　　
　　同盟会早期，在日本的东京，就选拔了李烈钧、程潜、唐继尧、阎锡山等28人编成“铁血丈夫团”，派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
　　
　　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满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文学社”、 “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撒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
　　
　　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文学社”），以致于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瑞澂派外各地的以外，剩下八千多人。
　　
　　这八千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四千多；坚决“F_G_M”的，只有一千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四千多人立刻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不到两千多人（不包括巡防营和J_C部队），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
　　
　　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弄清了湖北的背景与新军的情况，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和解析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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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革命的催化剂的政治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
　　
　　早在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费留学归国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就在武昌花园山，常常聚集一些军官，密谋议事。
　　
　　这个人是兴中会员，最早曾参与唐才党的“自立军”，显然“革命”资历不浅。
　　
　　吴禄贞以文娱为形式的“花园山聚会”，吸引了军队中不少青年人。聚会其间，他放映幻灯片，散发《革命军》、《猛回头》一类书籍，且在军队中安插眼线，把不少“革命”青年输入军中。同时，他积极联络会党，密谋举事。
　　
　　老奸巨滑的张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对花园山聚会有所察觉。毕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声张。于是，他暗中拆台，将常出入花园山的骨干分子，分批分遣到国外“读书”。
　　
　　
　　不久，吴禄贞本人，也被调往北京。
　　
　　主心骨走了，但花园山革命聚会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很快，“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接而继燃。
　　
　　1904年7月，吕大森等人在多宝寺街开设“科学补习所”。他们对外声称是文化补习学校，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一批又一批党人输送入军队。
　　
　　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张之洞得知“科学补习所”同湖南起义有关联后，立刻下令查封。
　　
　　此后，“日知会”继之而出。日知会，原本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的一个阅报室。既信基督又信革命的党人刘静庵，凭借他在“日知会”司理的身份，以“日知会”为掩护，一步步地把这个阅报室变成了革命组织。
　　
　　通过演讲、办报、教课等方式，日知会吸引了近万人成为“会员”。大量《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经“日知会”翻印，传入新军之中。
　　
　　1907年，为响应湖南萍澧浏等地起义，“日知会”抓紧筹措起事。由于有人告密，清Z_F非常警觉，立刻派兵摧毁了这个组织，把刘静庵等多人抓捕入狱，严刑拷打。
　　
　　可叹的是，刘静庵被关于狱中长达五年，竟于辛亥革命前三月病死。最终，他没能看到铁血十八星旗飘扬的那一天。“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日知会”虽被清廷破解，其影响非常巨大。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干将――孙武、蔡济民、熊秉坤，甚至“首义三忠”中的两位，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当年“日知会”会员。
　　
　　湖北革命小团体，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雨后春笋，遍地生根。大概有群学社、铁血军、无锡会、辅仁会、忠汉团、德育会、黄汉光复党、共和会等等，或与日知会同时，或后于日知会而兴。其中的团体成员，有的分别并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个是共进会，另一个是文学社。
　　
　　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两年后的1907年，由一些同盟会员“另起炉灶”而立的一个组织。发起人为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喻培伦等人。其中，刘公、居正、孙武是湖北人，焦达峰湖南人，喻培伦四川人。可以见出，发起诸人中，湖北人居多。
　　
　　言及共进会，一般历史书中均讲，它是“孙中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其实大谬。
　　
　　共进会的成立，从组织及行动方面观察，明显有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迹象。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兴起诸人，深感同盟会不能成事，才决定另创组织。他们在联系国内会党的同时，决定深入清军内部起事。
　　
　　对此“另立山头”之举，黄兴曾面诘焦达峰，后者一句话就搪塞回去：
　　
　　“殊途同归，有何不可！”
　　
　　在东京，新发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完全是不相统属的组织。他们分门别户，各自争抢新人。共进会招兵买马之盛，在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大大超过了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恰值《民报》被封，孙中山因为“私吞”款项，被章太炎四处臭骂，四处游走不定。因此，同盟会总部事务无人统一打理，凡事涣散。
　　
　　趁此机会，共进会以新起之锐，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共进会的会长（总理）为张伯祥，下设九部，还安设了九省都督的人选（类似同盟会各省分会的负责人）。
　　
　　刘公等人创设共进会，本来是因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不满而发。他们认为，同盟会只知埋头在国内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特别是对于新军，同盟会一向因循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死角，基本从未顾及过。再者，同盟会选择的起义地点，只重华南，没有想过在长江流域经营革命活动。
　　
　　特别是在屡战屡北的情况下，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弄银子，“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
　　
　　共进会所采用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铁血共义，即日后所称的“铁血十八星旗”。
　　
　　武昌起义后，城内高高飘扬的，正是共进会首创的“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而非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会旗。
　　
　　号召会党，运动军队，是共进会活动的基本宗旨。在1908年左右，东京的共进会湖北籍、湖南籍人士纷纷回国。稍后，各省会员也大多回国，投入革命实践。
　　
　　1910年，刘公携十八星旗归鄂。这样，在东京的共进会组织，实际上就消散于无形。
　　
　　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
　　
　　与同盟会的空泛与仓猝不同，共进会行事一向缜密。
　　
　　从实际情况出发，孙武认为，在清朝新军中搞宣传，最为上策。如果能把军队中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一队一队，逐步连锅端地争取到革命的一方，肯定最终有所成功。此举，即共进会著名的“抬营主义”。
　　
　　根据清军编制，共进会在队、营、标内各设代表，分层次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二十人为一支队，三个支人为一正队。入会的军中同志，总编为六个军，每军设总指挥（真正的编军计划未得详细实施）。
　　由于切实有效、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共进会在会党、学界、新军中进展颇为不俗。
　　
　　在武昌，仅在新军中，共进会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的会员。
　　
　　在国内，与共进会关系最近的同盟会分支机构，是上海中部同盟会。但这二者间，并无上下级领导关系。中部同盟会一直关切长江下游，对武昌的共进会活动不甚了了。
　　
　　武昌起义后，孙武等人之所以把同盟会的黄兴请来“主持”大局，并非是把共进会拱手让同盟会来领导，真实目的，是为了化解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组织双方争权的僵持，利用黄兴的声望来号召全省。所以，他才把黄兴拉来搞“平衡”。
　　
　　综上所述，共进会虽然是同盟会的一个“分裂”团体，它的历史作用却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起到了同盟会做梦也达不到的鼓动效应。
　　当然，相比于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作用，共进会依然略显逊色。
　　文学社又是怎么回事呢？
　　
　　听上去，这好象是个“文学青年”发起的组织。
　　
　　“文学社”，其实完全是个士兵为主体的军中组织。它的发展，三易其名，历经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个阶段。
　　这个组织，屡蹶屡起，艰忍不拔。
　　
　　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先扎根基层，逐步建立标、营代表制，最后在成熟时才创设总机关部（武昌小朝街85号）。
　　
　　文学社一直重视宣传作用，先后办有《商务报》、《大江报》，宣传鼓动革命。
　　
　　文学社的人员，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
　　
　　到1911年初夏，武汉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经有三千多人。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在武昌起义的筹备过程中，文学社起到了主导作用。辛亥七月二十二日的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战时临时总指挥、副总指挥，分由蒋翊武、王宪章担任——二人皆是文学社成员。临时总指挥部，也是设于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机关部所在地。
　　
　　而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与“政治”相关的事务。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总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文学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
　　
　　1911年10月9日（辛亥年八月十八日），文学社的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亲自安排起义。他与文学社骨干刘复基一起，颁布命令，准备当夜12点起事。由于邓玉麟未及时送命令到炮队，机关部被清廷破获，当夜发难未成。
　　
　　但是，相隔仅一天的武昌各标营“自行举义”，仍旧该归功于文学社诸人事前的详密运筹。
　　
　　辛亥首义中，文学社成员在革命中贡献最大，牺牲最惨，阵亡大半。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基本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而共进会呢，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
　　
　　熟知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种乡土分野的省籍意识，肯定会有日后两个组织的嫌隙与不和。
　　
　　文学社的蒋翊武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孙武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自然心中看不起“泥腿子”士兵。所以，“富贵之后”，双方大打出手。
　　
　　武昌起义成功后，占得政治先机的共进会成员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成员。后来的内斗中，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暗杀了文学社骨干张廷辅、祝制六等人。
　　
　　首义成功后，共进会的孙武等人热衷高官厚禄。他在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就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
　　为人转变最令人侧目的，当属共进会会员蔡汉卿（蔡希圣）。这个人，在辛亥首义中舍生忘死，不避枪林弹雨，誓死灭敌。但当成为黎元洪的“戒严司令”后，他摇身一变，杀昔日同一战壕的革命党人同志无数，竟得“屠户”之名……
　　
　　
　　所以，观察共进会、文学社两个团体成员在“胜利”后的行为，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共进会会员，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转向和蜕化的人居多。这种“历史”的表现，暴露出他们许多“长衫”下露出的“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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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五杀鞑子”
　　
　　上面讲到的活跃在武汉的两个主要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排满革命，但毕竟存有门户私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挖墙角。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团体的上层人物，还算有大局观。危急关头，他们开始商量联合共事。直到1911年5月，共进会和文学社才真正展开正式的合并谈判。
　　
　　刚开始，双方各不相服。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的人数居多，在新军内的基础也好，两个组织合并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在全国影响大，经费又多（靠刘公所捐的五千两白银）。所以，联合后自然是共进会掌权。
　　
　　讲到此，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少人出身富户，又有不少会员的入会费用，难道缺钱吗？
　　
　　革命党，他们不仅仅是缺钱，而且是非常缺钱！
　　
　　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辛亥年，六月间，为了找钱，共进会的湖北人居正，带着湖南同志焦达峰，潜回自己的老家广济县踩点。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县内达城庙的一尊纯金菩萨。不久，居正、焦达峰召来同志数人，乘月黑风光雨大之夜，穿寺墙而入，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盗之而去。可惜，半路上，他们遇见几个办公差往还的蕲州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把金佛扔在当地，拨脚狂逃。
　　
　　湖南革命同志邹永成，为了给革命筹钱，绞尽脑汁，很“热情”地去探望家在武昌的婶母。得知她确实家境殷实后，邹永成订购**，准备药翻她。岂料，当时就有卖假药的。婶母恰似母大虫，饮酒一壶，笑吟吟无任何玉山将颓的迹象。无奈何，邹永成临走捎带脚，把年幼的堂弟拐走，然后谎称是土匪绑驾。最终，他从婶母处“勒索”了八百银元，奉献给革命组织。
　　
　　最大的一票，当属刘公的五千银元。这倒不是同志抢同志，基本属于同志抢自己家。
　　
　　刘公家乃襄阳巨富，他知道老父一心要自己作大官发大财，就写信给家里，说自己想花钱捐个道台。老头子本来正忧虑膝下这个忤逆子有“革命”的意头，忽见他有意献身朝廷，大喜过望，当下就许诺给儿子银元两万以作捐官用。
　　
　　说到做到，刘老头立马就往汉口银行汇了五千元，要刘公把这笔钱当作买官的铺垫。
　　
　　孙武得知此事后，脑里一轰，眼前一亮，忙找到彭楚藩商量，千方百计要把这笔巨款搞到手。
　　
　　怕刘公舍不得那笔钱，时为新军宪兵排长的彭楚藩立刻拍胸表示：
　　
　　“刘公任共进会头领时，印制过一份名为《革命方略》的地下刊物。我去吓唬他，如果他不交出这笔巨款，我就威胁他，说要把他押送到官府，让他捐官捐不成……”
　　
　　果真，彭楚藩到刘公家“作客”，没说几句话，他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瞪着眼睛吓唬对方。
　　
　　此举，惹得刘公怫然不悦：“我本来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干吗你又来吓唬我！”
　　
　　结果吗，自然皆大欢喜……
　　
　　盗金佛，拐人质，欺家人……为了革命找钱，革命同志绞尽脑汁，无所不为。
　　
　　三次谈判过后，文学社、共进会求同存异，最终一起接受了老好人邓玉麟（共进会）的提议——双方一起组成指挥部，共同分享领导权力。
　　
　　直到1911年9月23（辛亥八月初二），共进会、文学社这两个团体才正式开会宣布合并。会议地点，是武汉雄楚楼十号的刘公住宅。
　　
　　在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
　　
　　权力分享方面，与会者推举蒋诩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这种安排，非常微妙。
　　
　　看似文学社的蒋翊武当“一把手”，但孙、刘二人皆为共进会出身。而共进会方面，刘公原为内定的湖北大都督，此时只能屈居于蒋、孙之后，负责民政这一块。
　　
　　表面上合理、平衡的人事安排，其实为日后双方的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也为武昌起义后指挥权的归属纠结留下了隐患。
　　
　　雄楚楼合并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起义指挥部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会议，共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暗合元末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未陈友谅在沔阳起事，就是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此前，由于四川保护同志军的起义，清廷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部队去四川镇压，其中，就包括武汉的湖北新军第31标全标以及第32标的一个营。这些部队，皆划归钦差大臣端方，已经先行入川。而蒋翊武所在的第41标，也被调往岳州驻防。
　　
　　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个层级的人事安排，基本被打乱，不少党人士兵纷纷被调往外地。
　　
　　如此再延搁下去，可能就会失去起义的大好时机。
　　
　　审慎考虑后，胭脂巷会议决定，一定要尽快起义。八月十五一到，全军革命同志响应，一举推翻清廷在湖北的统治。
　　
　　入川部队中，革命党人也留下通讯方式――湖北起义，如果成功，即发电报以“母亲故”加以表示；起义失败，暗号为“母病愈”；起义成功有胜算，电文暗号是“母病危”。一俟武昌发动起义，入川鄂军将全力回来支援。
　　
　　未料到，千端万绪开头难。就在胭脂巷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扎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8标三营的炮队出了娄子。
　　
　　南湖炮队的“出事”，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而是属于类似“哗乱”的小小意外军变。
　　
　　当天下午，一队士兵喝酒，为即将退役的正目汪锡九和士兵梅青福饯行。由于排长刘步云（记住这个名字，后来还会提他）干涉士兵喝酒，双方发生争执，大打出手。
　　
　　炮营管带偏袒那位刘排长，派宪兵抓人打人，为此大大激怒了士兵。
　　几十上百的士兵乘酒劲发威，抢了几十把指挥刀，四处跳嚷，大叫“同志快起”。
　　
　　革命党在第三营的革命代表赵楚屏等人想借机起事，与几十个士兵一起冲入弹药库，拖出几门大炮要放。
　　
　　摆弄半天，他们忽然发现，大炮都没有引线，几个人才悻悻而去。
　　时为武汉最高军事长官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闻讯大惊，立刻派出马队前往南湖炮队弹压。
　　
　　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兵士早已逃散一空。
　　
　　如此小事，打草惊蛇。
　　
　　不久，“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在军营传开来。
　　
　　武汉的清朝军政要员闻之更惧，立刻提高了警备程度。他们屡屡派出密探，到处侦探消息，搜集情报。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10月6日）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军中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更严格的，他还下令，即便是军营的中秋联欢会，也要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那天，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
　　
　　当时，与会的清朝文武官员很多，有人建议把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工程营士兵调离，遭到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会更加激起士兵反感而引发军变。由此，提议未获瑞澂支持。
　　
　　如果在楚望台调开了工程营，武昌起义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番景像。
　　
　　起义总指挥部鉴于当时的情况，只得把起义时间往后推，约定在阴历八月十八那一天起义，即阳历的10月11日。
　　
　　改期通知刚发出不久，乱中生乱，凭生枝节。
　　
　　10月9日那天，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所居的宝善里14号，轰然一声，出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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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中添乱的烟灰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原本是很“传统”一个中国名字。由于他坚定反清，就把表字改为“尧卿”（摇清），号梦飞、遥仙（孙文是逸仙）。
　　
　　孙武是武汉柏泉孙湾人，据说祖父曾为太平天国战将（应该是他编造出来的故事）。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具有特别强烈的反满精神。18岁时，孙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得遇“革命”同学吴禄贞。他们每每激谈天下事，意志昂扬。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孙武曾被封为“岳州司令”，但未及过瘾，就因为起义失败而被迫化名潜逃。
　　
　　后来，孙武去过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在东京一度非常活跃。共进会成立后，孙武作为骨干归鄂，策划起义。
　　
　　在东京时，孙武身边好友个个都鼎鼎大名——宋教仁、秋瑾、胡瑛……
　　
　　回湖北后，孙武原本住在汉口的荣昌照相馆，天天忙乎制宣传单张，刻制印章，制造土炸弹。
　　
　　10月4日（农历辛亥八月十三）那天，他因怀疑有清廷暗探来查，就决定搬家。
　　
　　有同志李自贞作铺保，孙武等人搬到了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并以此地为临时指挥总部。
　　
　　而身为起义领导层的刘公，很快带着妻子李淑卿与弟弟刘同，搬入此处居住。
　　
　　10月9日（辛历八月十八日）下午，孙武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忙不停地制作炸弹。他面前的案子上，摆满了黑铅、铁片、罐头盒、盐酸、硫磺等物。
　　
　　孙武本人受过“专业”训练，加上起义时间紧迫，所以他专门负责制作土炸弹。
　　
　　他效率不低，一日可作大概50枚。
　　
　　刘公的弟弟刘同，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本性好动，又有抽烟的习惯。这一天，他倚着大木案，边看孙武忙乎，边喷云吐雾。
　　
　　烟头火忽明忽暗，阵阵香雾飘摇，孙武竟然想不到阻止这位小老弟抽烟。
　　
　　其间，刘公站久乏累，潇洒一弹烟灰，转身欲离去。
　　
　　他刚转身，桌案上的炸药蓬地一声腾起一团大火球，立时引燃了其他杂物。
　　
　　浓烟升起，孙武的双手和脸被严重灼烧。值得庆幸的是，他双目依旧能视物。
　　
　　手脸火辣辣的地疼，孙武很坚强，他一边命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当时在另外一间房子印制伪钞的李春萱向房子泼煤油。此举目的，是想在救火队来之前，把所有“证据”都销毁。
　　
　　俄国老毛子巡捕脚丫子快，蹬着大皮靴，很快朝着火地点赶来。
　　
　　听警哨声凄厉，孙武等人只得逃走。
　　
　　治病要紧，孙武被同志送往日本人开立的同仁医院。
　　
　　别的同志，纷纷走避于设在汉口的另外一处秘密地点——汉口法租界内的长清里18号。
　　
　　宝善里14号爆炸起火的原因，事后诸多人回忆，有的说是孙武自己制弹不小心，有的讲是赵楚屏装药失误，有的说是刘同抽烟烟灰落下引爆，说法不一。
　　
　　在场的十个人中，刘同本人被杀，孙武和别的人，日后回忆中又从未谈及细节。
　　
　　经过分析和对比，笔者比较认同“刘同烟灰引爆炸弹”一说。
　　
　　刘公的弟弟刘同这个少爷，确实算得上是革命的“丧门星”。
　　
　　宝善里爆炸时，刘公本人并不在场。从辛亥起义诸人的回忆中，似乎对他当时在何地没有提及。笔者所能设想的，刘公巨富出身，只把宝善里14号当落脚地之一，他肯定在汉口、武昌还有其它住所，所以，才形成当时他弟弟刘同一会儿在宝善里一会儿在别处的情形。
　　
　　事情发生后，大家在长清里18号集合。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话，他忽然脸色大变——包括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在内，共进会、文学社诸多的重要文件，均在宝善里14号！
　　
　　内疚加愧疚，刘公捶胸自责，他派弟弟刘同和妻子李淑卿往回踅返，试图取回花名册和文件。
　　
　　出于侥幸心理，刘公希望俄租界巡捕粗疏，未及发现那些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火眼金睛”的老毛子加二狗子们，视觉明，嗅觉灵，早已把文件、名册等物搜集齐全，转交给了清Z_F。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宝善里14号埋伏暗探，就等着有人上钩。
　　
　　结果自不必言。李淑卿和她的小叔子“丧门星”刘同二人，刚拿出钥匙想开门，就被潜伏已久的探子们围上，乖乖束手就擒。
　　
　　被逮以后，李淑卿风尘女子出身，见多识广，革命意志坚定。她咬紧牙关不松口，没透露任何消息。
　　
　　刘同呢，一十六岁少年，捱不过苦刑，把他能知道的一切尽数招供。
　　于是，在汉口的革命党人，包括刘公、孙武等，内心惶急无限。
　　
　　在如此情势下，别无选择，只得提前起义。
　　
　　他们便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向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报告发生的一切，立即组织起义。
　　
　　由于刘同的招供，原为文学社总部的小朝街85号，已经暴露在清廷视野之中，恐怕也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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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前的文学社机关所在地。其户主，乃陆军第八镇三十标排长张廷辅夫妇。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驻机关办公的刘复基。
　　
　　刘复基（1883-1911），字尧澄，湖南武陵（常德）人。他二十岁时，就积极参与宋教仁等人策动的华兴会长沙起义。败走日本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他一直猛劲从事革命活动，并在1910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混成协当兵。
　　
　　从振武学社到文学社，都有刘复基坚实踏实的身影。后来，他被选为文学社的评议部长，从军队请长假，专门负责社务工作。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成功合并，刘复基在其中努力最多。他一直以反满革命大局为重，调和双方矛盾，苦口婆心，最终说服蒋翊武与共进会合作，一致对外，反抗清廷。
　　
　　当邓玉麟急匆匆从汉口奔至武昌小朝街85号的时候，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几个人都在场。
　　
　　仔细听取了邓玉麟的汇报，他们得知了孙武、刘公立即起义的要求。
　　在刘复基的催动下，大家一致同意提前起义。
　　
　　由于刘公、孙武都不在场，总指挥部里面，只有蒋翊武职位最高，自然他就充当“临时总司令”。这个决定倒是歪打正着，因为他本人就是先前两个组织联合推举的“总指挥”。
　　
　　最后，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
　　
　　如此匆匆，也是出于万般无奈――党人名册已落入清廷手中，如果不动手，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南湖炮队的炮声响不响，就成为当晚起义的关键。
　　
　　几个人商量后，就派邓玉麟去南湖炮队宣布命令。杨洪胜、陈磊等人分头出发，通知各标营的同志，准备当天夜里动手。
　　
　　为稳妥起见，他们还给邓玉麟配备了两个助手：徐万年和艾良臣。
　　
　　众人想，三个人前去南湖炮队去作通知起义的工作，总该万无一失吧。
　　
　　邓、徐、艾二人离开小朝街，时为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在城内转了大圈，把该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准备从文昌门出城去通知南湖炮队。
　　
　　由于天色已晚，城门搜查甚严。三个人只得把身上携带的炸弹扔掉，空手出城。
　　
　　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邓、徐、艾三个人翻墙而入，差点被在营内值勤的卫兵开枪打死。幸亏卫兵发现是自己同志，才帮助他们入得炮营。
　　
　　于是，几个人找来炮队的革命同志，到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那个时候，实际上当夜起义的计划已经流产——时间已经过了12点！
　　本身就是南湖炮队的营代表徐万年感到很为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苍猝，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微。
　　
　　仔细研究后，徐万年和几个炮队同志都认定当夜再不能起义，就决定待到转天天亮，重新回到武昌小朝街总部，找蒋翊武等人仔细商议，重新议定起义时间。
　　
　　这几个人，暂时呆在炮队不动，紧张得一夜阖不上眼。
　　
　　他们生怕武昌方面会出什么事情。
　　
　　凡事，似乎总会往最坏的方面发展。
　　
　　当炮队中几个人忧急如焚时，小朝街85号，确实出事了。
　　
　　邓玉麟等人走后，刘复基、蒋翊武、陈宏诰等人深感不妙。
　　
　　傍晚时分，彭楚藩再度返回，带来令人紧张的消息——连宪兵营内都开始出现紧张气氛：上面有命令，严禁任何人离营。
　　
　　此情此景，似乎有风声走漏。
　　
　　他们不知道的是，不仅仅是走漏风声那么简单――刘同已经捱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全部和盘供出。
　　
　　清Z_F按图索骥，瑞澂等人派出大批军警，已经分别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大批军警人马，正悄悄向小朝街方向开进。
　　
　　几个人默不作声，他们都在默默企盼南湖炮队的炮声。
　　
　　只要炮声一响，同志们四下响应，一切都会明朗起来。
　　
　　过了午夜十二点，外面没有任何动静。
　　
　　为了打破令人窒息的死寂，蒋翊武把留声机打开。这样，好歹有些声音，能给人以精神上的一种安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仿佛过了一万年……
　　
　　惶恐忧急间，门外忽然响起拍门声。
　　
　　刘复基、蒋翊武迅速起身，摸黑到二楼，向窗外望去。
　　
　　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雨点敲门窗棂的声响。
　　
　　
　　“什么人”蒋翊武问。
　　
　　“我啊……”
　　
　　“干什么？……”
　　
　　“我来找人……”
　　
　　“你是谁？”
　　
　　“……我来找你们当家的，先开门再说……”
　　
　　至此，屋中几个人知道事情泄露，纷纷持枪找炸弹。
　　
　　依照当时的情形，他们也只能乘黑一拼。
　　
　　刘复基率先冲下楼，几个人紧随其后。
　　
　　还没跑到院子里，军警们猛然砸开大门，直朝屋内扑来。
　　
　　刘复基立刻扔出一颗炸弹。
　　
　　军警们慌了，向后一齐闪避。
　　
　　可惜，臭弹一颗，连火星都没冒。
　　
　　军警认为是假弹，忽喇喇又往前涌。
　　
　　刘复基站在楼梯中间，掏出另一颗炸弹，扔在自己脚下，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炸弹仍旧没爆——忙中出乱，这颗炸弹竟然没装上栓钉。
　　
　　未容刘复基再反抗，军警们扑上，几个大汉把他按在当地。
　　
　　刘复基看着周围清一色的大盖帽压大辫子，大声骂道：“你们这群清狗子，很快就要灭亡！汉人兄弟们，大家想仔细，不要为清狗子卖命！革命党遍布国中，清朝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正因为刘复的英勇抵抗，为他身后的同志赢得了时间。
　　
　　蒋翊武几个人趁乱，立即退回二楼。
　　
　　他们关死房门后，从窗户攀至屋顶，跳入邻居院内，各自散去逃走。
　　军警们四下鸣枪，吹哨，叫嚷，周围乱成一锅粥。
　　
　　中国人爱看热闹，不少人家开门提灯，走到街上看热闹。
　　
　　陈宏诰运气最好，有个J_C认识他，和他亲热打招呼：“哟，这不是陈科长的公子吗，您来这干吗？也是抓人办案吗？”
　　
　　“是啊，办案，办案。”陈宏诰一边打哈哈，一边从容脱身。
　　
　　随他而出军警包围圈的，是彭楚藩。他身穿宪兵队的排长制服，气宇轩昂，背手昂胸，没人敢拦他。
　　
　　蒋翊武运气也不错。他刚从岳州回武昌不久，穿着身破旧的棉袍，看上去很像个乡下人。J_C把他拦住后，他结结巴巴，解释说自己上街来看热闹。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军警不疑有诈，抬手给他一棍，一脚猛踢他屁股，让他快滚。
　　
　　军警作梦也想不到，刚刚滚走的“乡巴佬”，正是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
　　
　　鬼使神差，已经安然脱险的彭楚藩自恃有宪兵队军装在身，不久又兜转回来，想趁机把刘复基或别的被捕同志救走。
　　
　　这次再无好运气，他被一个军官拦住，问他到此何干。
　　
　　“办案，我来这里办案。”彭楚藩大大咧咧。
　　
　　如果他说路过，兴许军官就把他放过去。他说来办案，反而引起了那位警官的怀疑：“你宪兵营的人，办什么案呢？没人让你来参加今天的行动……”
　　
　　不听彭楚藩解释，他一挥手，立刻过来几个持枪的士兵，把彭楚藩缴械，押他回了J_C厅。
　　
　　当夜，除了彭楚藩，刘复基以外，还有出外送信的杨洪胜，也被清Z_F逮捕。
　　
　　杨洪胜（1875-1911），湖北谷城人，是个参加文学社仅半年的普通士兵。为了更积极介入革命工作，他请假离营，以开杂货店为掩护，整日忙碌不停，把革命党人赶制的炸弹分批偷运入军营内。这种活儿，又琐碎又危险，还引起了他所租房房主的注意（其房主是反动军官手下的勤务兵）。
　　
　　恰恰在10月9日当天上午，反动房主把杨洪胜的事情报告给J_C局。
　　小朝街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决定起义后，杨洪胜作为送信人，及时把起义计划通知到了熊秉坤所在的工程第八营和驻扎在塘角的辎重营。然后，他没有任何停歇，开始了紧张的运送炸弹工作。
　　
　　由于工程营中反动军官有所戒备，他没能把一挎蓝的炸弹送到那里，只能急忙跑回杂货店。
　　
　　恰好，军警接到举报后，认定杨洪胜是党人，正派人赶去逮捕他。
　　
　　候了快一天，终于把杨洪胜候个正着。
　　
　　手中有满满一蓝炸弹，杨洪胜心不虚。
　　
　　他一边掉头跑，一边信手拈出一颗炸弹扔向追他的军警——栓钉未及装上，铁疙瘩着地后，没响。
　　
　　吓得趴了一地的军警气急败坏，再起身追赶。
　　
　　杨洪胜装上一个栓钉，又一甩手，响了。
　　
　　毕竟土制炸弹，估计还赶上一颗装药不够的。砰然一声后，大爆竹一样，周围的军警只被吓个大激灵，根毛未损。
　　
　　倒霉的是，杨洪胜本人却被炸弹的一块弹片击中腿部，仆倒在地。
　　
　　军警们来了精神，个个奋勇争先，直朝杨洪胜扑来……最终，寡不敌众，杨洪胜被生擒。
　　
　　十月九日的大搜捕，折腾了大半宿，终于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个“要犯”的被捕而结束。
　　
　　此时，湖广总督瑞澂办事的“效率”尤其高，他立刻在制台衙门对三个人进行“公审”。
　　
　　对于谋逆大案，长久以来，清廷一直施行“公审”。他们原本的用意，在于震慑大众。
　　
　　时至清末，“公审”却每每变成革命者慷慨激昂的宣传演出。
　　
　　半夜三更，听说有革命党人要被审讯，制台衙门的四面八方涌来无数人众，里三层外三层，乌压压站满，个个屏息细听。
　　
　　害怕自己在审讯期间遭人刺杀，瑞澂派出手下爪牙、时任督练公所主办的铁忠和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在前庭当主审官，他藏于内院主持幕后。
　　
　　由于彭楚藩身上所穿宪兵排长的制服，他自然首先被带上堂审讯。
　　高座的铁忠，气势汹汹正要发问，见彭楚藩大踏步上堂，他忽然一楞。
　　
　　倒不是英雄的凛然无畏打动了铁忠，而是彭楚藩身上的宪兵军官制服让他心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铁忠的妹夫。
　　
　　所以，铁忠想，如果面前此人真是宪兵营的人，肯定会影响自己妹夫的仕途。
　　
　　定定心神，铁忠有了主意，问：“你是宪兵营的人？”
　　
　　“是”。
　　
　　“姓字名谁？”
　　
　　“彭楚藩。”
　　
　　“嗯，这帮草包，怎么把宪兵营的人也拿了来！肯定是他们抓错人了。”铁忠摇摇头，眼睛紧盯着彭楚藩，希望对方明白自己的用意。
　　如果彭楚藩想活命，只要随声附和，说正是军警抓错人，立马就可走人。
　　
　　“他们没抓错，我正是革命党人！”
　　
　　铁忠闻言，脸色大变。
　　
　　沉默了片刻，铁忠一拍桌案：“你自己是宪兵营排长，竟然犯上作乱，难道受革命党指使，速速招来！”这句话，仍旧给彭楚藩一个下台的台阶。如果承认自己受党人诱惑造反，依然可以有“立功”机会。
　　
　　彭楚藩高声抗言：“我加入革命党，完全自愿！满人卖国，奴我汉人，我们就是要推翻满洲Z_F。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凡天下黄帝子孙，皆与我同党！我现入革命党、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大丈夫死耳，早杀为盼！”
　　
　　铁忠气急败坏。他支使衙役：“来人，让这厮跪下！”
　　
　　衙役们涌上，几个人推搡按压。彭楚藩屡跪屡起，怒声叫骂：“我皇皇汉族，岂能跪你犬羊贱种！”
　　
　　与铁忠同为审问官的湖北布政司陈树屏问：“彭楚藩，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深知道理，为什么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彭楚藩：“我正因为深知大义，才不致于被尔等一帮满奴牢笼住而坐以待毙，才能心中存有雪我汉族祖先数百年大耻的决心。今日，想必胡运尚未告尽，我们做事不秘，致使行动泄漏。恭喜在场各位，你们这些奴才，又有升官发财的新路了。”
　　
　　陈树屏：“你何苦要造反呢，难道不可惜自己的大好头颅吗？”
　　
　　彭楚藩：“你真是糊涂至极！你也不想一想，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头颅作为代价！况且，抛掷我一人的头颅，能换取我四万万同胞的幸福，我又怎能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铁忠气鼓鼓，问：“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
　　
　　彭楚藩笑道：“我是宪兵啊。”
　　
　　“既然是宪兵，你肯定知道大清的法律。既然你领取国家的饷银，就应该为国家尽力，谁料到你竟然知法犯法，知道罪大吗？”铁忠来了精神。
　　
　　彭楚藩：“我当宪兵的目的，不过是借此身份便于革命。你所说的饷银，乃我四万万同胞的膏脂，哪里是你们满清犬羊的饷银！你说我何罪 ，我就是何罪，不必多言！”
　　
　　铁忠无言。呆了半晌，他才说：“你有党羽多少？他们在哪里？**炸弹到底藏在何处？我劝你还是都招供了。如果供得好，我们想法成全你！”
　　
　　这些对话，使得幕后听审的张彪、瑞澂等人大怒。瑞澂提笔写下几个字“彭楚藩谋逆大罪，枭首示众！”
　　
　　于是，衙役们推着彭楚藩往督署东辕门处，杀害了这位英雄。
　　
　　一路走，一路骂，彭楚藩无任何怯懦迟疑。
　　
　　在场百姓，暗中叹息不已。如此高大垒落的鄂城男子汉，临死不惧，真属少见。
　　
　　
　　
　　彭楚藩此时，年仅二十七岁。
　　
　　杀了彭楚藩，铁忠提审刘复基。
　　
　　“在小朝街85号，你竟敢向军警抛扔炸弹。你吃着我大清的皇粮，受着大清的恩惠，怎敢做出如此反逆之事？”铁忠怒喝。
　　
　　刘复基外形似一文弱书生，目光如炬，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声如洪钟：
　　
　　“自从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杀我汉人千万，奴我汉人二百余年，犯下无数罪孽，满清实与我汉人有血海冤仇，何德何惠于我！近年以来，满洲Z_F卖国割地，与洋为奴，天人共愤。我大汉子民，正是要推翻你们这些满狗，重振大汉国家，雪百年之耻，重振中华声威！……”
　　
　　刘复基擅于言辞，口齿清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场民众，无不悚然动容。
　　
　　铁忠更怒，吩咐衙役当庭用刑。
　　
　　棍棒交下，鲜血横流。刘复基四肢俱折，仍旧骂不止口。
　　
　　在瑞澂授意下，铁忠用笔沾墨，大写一个“斩”字。
　　
　　虎狼衙役们拖着刘复基往东辕门。
　　
　　临刑前，英雄用尽全力，三声高呼“中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刘复基这样一个大英雄，还是一个孝子。他母亲住在湖北乡下，自三月以来，由于革命迫在眉睫，他最后看望了一次母亲，跪地洒泪道：“母亲大人，儿为国事奔忙，恐怕日后会有好长时间不能探望您，望您原谅孩儿的不孝！”英雄母亲，心中虽忧，口中励劝：“我儿但去无妨，国家事大，勿忧我。”
　　
　　母子一别，阴阳永隔，思之令人鼻酸。
　　
　　最后，庭下只剩下了一个看上去极其质朴憨厚的杨洪胜。
　　
　　望着腿肚子上一个大血窟窿往外冒血的囚犯，铁忠很想留他一命，以示“大清”的仁德，给围观市民留个好印象。
　　
　　“看你这样子，当过兵吧，肯定是个大老粗。你受那些读书人盅惑，是上当受骗吧？”铁忠言声放缓。
　　
　　“呸！老子是自愿当革命党！”
　　
　　铁忠闻此言，牙关紧咬：“你扔炸弹拒捕，炸弹从何处来？”
　　
　　“当然是造的！”
　　
　　“谁造的，从何人处获取？”
　　
　　“不知道！”
　　
　　“只要你能供出制弹人和藏匿地点，本官保证，饶你一死！”
　　
　　“老子不怕死！杀便杀，死就死。除了旗人，天下皆是革命党！”
　　
　　铁忠怒不可遏，愤然起身，大喝一声：“斩！”
　　
　　刽子手们上来，拥搡杨洪胜而去。一路之上，仍留下英雄不绝的骂声。
　　
　　三位大英雄，铁舌钢牙，无人透露出任何丝毫提前起义的消息。
　　
　　杀掉彭、刘、杨三个人后，在统制张彪等人建议下，瑞澂从后堂发话，派人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十六岁少年刘同提出监狱，拉去辕门砍了头。
　　
　　一直以来，由于刘同的“叛变”，凡是关涉辛亥革命的书，均对他众口一词，骂声一片。
　　
　　凭心而论，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人，我们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他，是否过于苛刻？
　　
　　刘胡兰更年轻，十五岁就献出宝贵生命。但据近年在世的乡亲们回忆，她临刑前，并非像宣传上所讲高喊革命口号什么的，而是这个样子：
　　
　　“……孩子被吓坏了，她被按在铡刀下面的时候，傻傻地说不出话来……”
　　
　　念此，笔者觉得，少年刘同，仍旧应该归为辛亥就义烈士中的一位。
　　一腔少年血，尽为革命抛。
　　
　　杀掉几个人之后，湖广总督瑞澂心中稍安，他觉得自己已经立下大功一件，便顾不得休息，与师爷详议，电奏朝廷，洋洋洒洒，大讲自己如何“诸葛亮！”，如何不动声色擒斩“贼党”……
　　
　　邀功之后，他疲乏已极，倒卧床上，昏然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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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谣言激促的革命
　　
　　
　　瑞澂杀了革命党几个人，给读者的印象，似乎他就是个杀人狂，凶恶屠夫。其实，不大尽然。
　　
　　瑞澂，满洲正黄旗人，字莘儒。从中央到地方，他作官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并不属于那种全凭关系往上爬的满洲权贵。这位爷，肚子里很有些才学和本事。当然，完全说他凭本事在官场混，也是谬赞——他爷爷是大学士琦善（挤兑林则徐那位），爸爸是将军恭镗。
　　
　　权贵出身的瑞澂，官场作风比较好，清廉不贪。如遇承平盛世，他很可能是个百姓翘大拇指的好官。乱离季世，这样的人，处于浪口风尖，就如小草，任凭疾风狂吹。
　　
　　军警们从宝善里搜得一整套革命党人名册，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就劝他下狠手――立刻召集军将，按册抓人，大开杀戒，如此可防患于未然。
　　
　　瑞澂缺乏果决的魅力，他本人又信佛，总觉杀人太多有损阴德。就连铁忠勾决彭、刘、杨等人，他也在后堂犹豫许久，最终在张梅生等人催促下才最后拍板执行。
　　
　　有人可能会问，张梅生一鼠须师爷，有那么大能耐吗？当然有。这些官府的高级幕僚，熟读中国古代历史，深谙权谋治乱之道，学问见识往往大大高于他们的雇主。书生没运气中举，他们只能把大好才华窝起来，去当慕宾。赫赫大名左宗棠，就是刀笔幕吏出身。
　　
　　奴才发起狠来，往往凶过主子。
　　
　　事实证明，瑞澂的犹豫，完全是妇人之仁。如果他果决，就马上按照名单抓人；如果他有大慈悲，大智慧，完全可以在搜获名册后召集新军中小级军官，当众宣布此事，然后把名册公开销毁，表示既往不究。这样做，定可大大削弱新军内革命党人即时起义的危险。
　　
　　关键时刻的懦弱迟疑，换来的，无非是窝心一剑。
　　
　　十月十日早晨，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被清脆嘹亮的起床号惊醒。连夜的策划、操劳，他刚眯了眯眼睡了一小觉。
　　
　　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本人，在那一天，即将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角色。
　　
　　就在昨天，三棚的革命军士兵任正亮臂上捆着一块白绷带，混入排长室，想要偷子弹，被排长陶启胜发现。陶排长发现异样，马上喝问道：“你臂上捆绷带，要干什么？”
　　
　　“我胳膊受伤，以此扎缚。” 任正亮回答。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其实，胳膊上捆扎战斗绷带，是熊秉坤为了起事后让同志分清敌我的一种标志。当时约定，枪响后，为避免误伤同志，革命军左臂缠白绷带一条。（选择左臂，也有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的意思）
　　这个情况，陶启胜和队官们都商量过。但是没有确实证据，所以他们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10月10日吃早餐的时候，从外面买菜回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说督府半夜刚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据司务长讲，那几个人被杀后，血淋淋首级的搭在两块砖头上，还被拍成照片，均贴在墙上示众。
　　
　　不仅仅是杨洪胜，另外的刘复基、彭楚藩二人，均是自己好友。得知此噩耗，熊秉坤悲从中来。
　　
　　没时间咀嚼悲痛。熊重坤作为革命军代表，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消息越来越明朗，军警昨晚和今天凌晨，破坏了革命党数个机关办事地点，抓走数十人。革命军名册，已经落入清廷之手，危险迫在眉睫。
　　
　　彭刘杨三人被杀后砍头的照片被发送至每个军营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布告和照片。面对如此白色恐怖，革命军士兵人人自危，皆默然无声。
　　
　　好在有个名叫徐兆宾的革命士兵有胆识，他站出队，高声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
　　
　　趁此，熊秉坤激劝道：“早晚是个死字！我们的名单已经在瑞澂之手，与其等着他们按册点名杀头，不如今天拼死一搏，或能侥幸得生！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听说过近日安徽徐锡麟和广州黄花岗的烈士吧？他们死后，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合力进取，或许起事成功。即使失败，也对民国作大贡献，使后世铁血男儿以吾等为榜样，为革命蹈死不顾！何况，我们今夕举事，还不一定非死不可！”
　　
　　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熊秉坤对各队代表说出了立刻起义的想法。
　　
　　当时他倒不是在用“激将法”，他没那么多心计和脑筋。
　　
　　他所想，正是大家所想。
　　
　　“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明明白白，虽死犹荣……”
　　
　　众人纷纷附合，没有一个人犹豫。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大家认为，如果不动手，彭、刘、杨的下场，定会等待着他们。
　　
　　工程营的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接着，熊秉坤亲自去邻近的29标，找到了驻营的革命代表蔡济民。
　　
　　进屋时，他发现蔡济民躺在床上，蒙被大哭——他正在为牺牲的三位烈士而哭泣。
　　
　　听熊秉坤说要今天起义，处于悲愤中的蔡济民顿时擦干眼泪，精神抖擞，马上唤来29标附近的30标同志，共同约定起义计划。
　　
　　本来，众人约定下午吹晚操号的时候起义。当天，清军统制张彪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晚操。于是，熊秉坤等人把起义推迟到晚上七点，即点头道名和二道名中间的空隙。
　　
　　工程营中，不缺枪，只缺子弹。
　　
　　由于近日清廷戒备日急，所有士兵手中的子弹皆要上缴。幸好，昨日杨洪胜送来50发子弹，加上10月10日当天一个士兵从长官那里偷来两盒，约有100发子弹。
　　
　　好歹，工程营有150发子弹可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新军内部要暴动的消息，早已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
　　
　　10月10日一天军营中异样的气氛，让几个小头目们也焦虑不安。
　　
　　天刚擦黑，卫兵长方定国首先来见熊秉坤。他开门见山就说：“兄弟，我知道你们今晚要干大事，我决不阻拦，也不上告。只求你们别对我下手。我从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多多包涵。”
　　
　　熊秉坤以直报直：“我们都是汉人，绝不自相残杀。”
　　
　　方定国刚走，队官罗子清后脚进门，很惶恐地问：
　　
　　“今晚起事，是不是排满杀官？”
　　
　　“排满是一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要被干掉！”熊秉坤语气坚定。“先前安徽、湖南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我们八镇起事，各省一定会当作榜样，肯定成功！只要有人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半响默不作声。最后，他清清嗓子，说，“好吧，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多担待。”
　　
　　从新军内部的官职上看，熊秉坤只是棚的“正目”，如此小小班长，刚才来和他讲话的方定国、罗子清，都是他的上司。他们如此屈尊俯就过来“唠嗑”，无非是慑于军营中的革命势力。
　　
　　在新军各标各营中，类似这二人心态的中、低军官非常多。以致于事起之后，这些人大多临场逃散，没多少人出来主持局面与革命军对抗。
　　
　　晚七点，头道名点毕，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开始摩拳擦掌。
　　
　　各个拿出枪枝，拭擦调校。
　　
　　行动前，熊秉坤出于好心，找到他在军内的一个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
　　
　　“你哥哥陶启胜，一向性格孤癖不合群，得罪人不少。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很可能被杀掉。你我兄弟一场，同为革命党人，我不忍见你家庭内兄弟离散。不如这样，你先去劝劝你哥哥，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感动，马上找到哥哥，说明原由。
　　
　　岂料，身为新军排长，陶启胜真是死催，他不仅不听弟弟的劝告，反而大叫而起，立刻叫上两个护兵，直奔他所辖的排，深入各棚去查验，准备核实后到上司那里告变。
　　
　　好心当成驴肝肺，熊秉坤一番善意，差点酿成大祸。
　　
　　眼见哥哥猪颠疯一样跑出门，陶启元暗暗叫苦，飞速回转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上了楼。进入一排三棚宿舍，他果然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仔细地用油布擦枪。
　　
　　在场的其余几个人，也全副武装，行踪十分异常。
　　
　　“今晚又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持械？”陶启胜问。
　　
　　“没什么别的意思，防备万一嘛。”金兆龙漫应道。
　　
　　平时排长看上去挺牛逼，现在马上要革命了，金兆龙不怎么拿他当回事。
　　
　　“防备个屁！我看你是想造反！”说着话，陶启胜对身后两个跟自己一起来的护兵说，“缴他械！”
　　
　　“老子就要造反，关你屁事！”金兆龙横眉竖目。
　　
　　两个护兵没敢动。宿舍内的士兵人数不少，情形大异。
　　
　　谁都不傻，眼前亏吃不得。
　　
　　陶启胜恼羞成怒，自己扑上前，扭住金兆龙手中枪，亲自抢夺。
　　
　　二人扭打在一处。
　　
　　甭说，陶启胜排长不是白当的，身体又魁梧，没几下，他就把金兆龙摔压在身下。
　　
　　事起苍猝，屋内的士兵面面相觑。
　　
　　“弟兄们，楞着干啥，动手啊！”
　　
　　一句话，提醒了革命士兵，使他们从懵懂状态下清醒过来。
　　
　　首先，是程正瀛高举枪托，朝着陶启胜脑袋猛砸。
　　
　　力大枪沉，陶启胜脑袋登时被砸开了瓢，血花飞溅。他身边两个护兵见势不妙，先扭身往屋外跑。
　　
　　陶启胜这时候才忽然知道害怕。他想起了那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语，捂着自己血乎乎的脑袋，大叫着跑出宿舍。
　　
　　三步并成一步，陶启胜往楼梯下面窜。
　　
　　情急之下，陆正瀛急了。正好他枪里有子弹，一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
　　
　　知道上面的士兵想要自己性命，陶排长忍住巨痛，一手捂头，一把把腰，趔趔趄趄地接着跑……
　　
　　陆正瀛的这一枪，正是武昌首义第一枪。
　　
　　陆正瀛（1885-1916），鄂州人，字定国，属于共进会组织。他在新军中，只是个普通士兵，但同时也是私下任命的工程营革命军第二队第五支队队长。
　　
　　现在大多谈论辛亥革命，皆把首义第一枪归功为熊秉坤，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熊秉坤本人的回忆录，也讲是程正瀛开枪打中陶启胜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后人之所以纷纷把“第一枪”之功归于熊秉坤，实是受了“大人物”的误导。1914年，孙中山与熊秉坤一起在日本，老孙当众夸赞介绍说：“这位就是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同志。” 1919年，孙中山写国庆社论的时候，又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如此说，大家自然跟风。
　　
　　当然，从政治领导意义上的“第一枪”讲，非熊秉坤莫属。但要说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枪，确是程正瀛所为。
　　
　　这一枪，真是发令枪。
　　
　　枪声过后，工程八营内的革命士兵，登时大噪，大多数人抓起武器，从宿舍中冲出。
　　
　　混乱中为了壮胆，士兵们纷纷向天放枪。
　　
　　工程营管带阮荣发听见枪声响成一片，心内大惊，立即带着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之涛，急匆匆赶往士兵宿舍。
　　
　　他们各提手枪，准备前去弹压。
　　
　　恰巧，三个人迎面碰上一队士兵，大概几十人，黑压压正朝这面飞奔。
　　
　　为首一人，扭腰摆首，似乎正带队前来攻打的样子。
　　
　　阮荣发有神枪手之号。他确定带头奔向自己的，就是造反首犯。于是，他想都不想，抬手就是一枪，正中来人的前胸。
　　
　　中枪的不是别人，正是陶启胜。
　　
　　他本人被程正瀛击中后，带伤往外狂逃，后面一堆士兵猛追。这种场景，给阮荣发造成了他是领头人的错误印象。
　　
　　结果，陶启胜挨上了最致命的一颗子弹，终于不支，摔倒在地，边啃泥土边抽筋……
　　
　　见陶启胜当庭被射倒，管带阮荣发凶神恶煞状。
　　
　　众革命士兵出于平时服从的惯性，都站住脚步，楞楞地看着阮管带下一步举措。
　　
　　阮荣发自以为一枪已经收取了杀一儆百之效，胆量陡增，他大声喊道：
　　
　　“弟兄们，首恶已被我击毙，大家不要乱，造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们赶紧放下武器，各回各棚待命……”
　　
　　这时候，熊秉坤等人正在二楼。望见士兵们与阮荣发三个人僵持，知道这样拖下去会坏事。于是，他便带头操起一个花盆，猛往楼下砸。
　　旁边士兵见状，纷纷操家伙，手边有什么是什么，脸盆、痰盆、桌椅板凳，一顿乱砸。
　　
　　阮荣发自以为是工程营“一把手”，刚刚又杀了一个带头“造反”的，气势汹汹，手中枪挥个不停，口沫乱溅，企图镇赫士兵。
　　
　　楼上一位名叫吕中秋的革命士兵，恰好枪里有颗子弹，他手一抬，朝着阮荣发就开了一枪，擦着他肚皮飞过。
　　
　　三个官长一见士兵真开枪，立刻着慌。他们边开枪还击，边往后跑。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离他最近的一名革命士兵。
　　
　　士兵徐少斌步子快，追上了阮荣发，顶着他后脑就开了一枪。
　　
　　顿时红白飞贱，这位营长（管带）被击毙在当地。
　　
　　连管带都干掉了，士兵的胆气益壮。随同阮荣发一起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和张文涛也没走远，程正瀛枪法好，两枪撂倒了二人。
　　
　　革命士兵们纷沓而至，乱枪齐发，把两个人打得浑身血窟窿。
　　
　　熊秉坤带领大家冲出营门，士兵们边跑边大叫：
　　
　　 “暴动者生！留营者死！”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屯积军械弹药的楚望台。
　　
　　那个可恨又可怜的陶启胜，中了数枪，还在喘气，被革命军士兵交给其弟陶启元看护。倒霉蛋呻吟一夜，转天早晨才咽气。
　　
　　被“敌人”和自己人正反面当靶子打，陶启胜霉到极点。
　　
　　在工程第八营枪声的呼唤下，隔邻的29标、30标新军革命军士兵纷起响应，呐喊冲锋，冒着小雨冲向楚望台。
　　
　　与此同时，陆军测绘学堂的全部学生，皆冲出教室。他们推开拦阻的教官，撕烂窗帘和被单，在臂上捆扎白布条为标记，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
　　
　　行文至此，笔者要旁开枝节加以释疑的就是，如果单从时间上算，武昌首义真正最早发难的，其实不是工程第八营，而是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队。
　　
　　亲军第21混成协所辖的第11营，其下有工程队、辎重队，他们驻扎在武胜门外的塘角旧恺字营。本来，革命军士兵相约晚上放火为号发难。但当晚6点左右，恰值队官以上的军官都被召集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同志认为机会大好，就决定提前起义。
　　
　　一名叫蔡鹏升的士兵进入马棚，点燃了马草库。
　　
　　大火一起，李鹏升等人即率辎重队同志起义。
　　
　　炮营管带张正基听见人声噪杂，枪声不断，心里发虚。他不敢贸然率人镇压，就带着开会的军官们，逃往青山躲避，在山上观察形势。
　　
　　辎重队发难后，相临的炮营工程队，大约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也把营房点燃，乘乱起义。其中有一部分人加入辎重队行列，有一部分人从武胜门进入武昌，攻占了凤凰山炮台。
　　
　　李鹏升等革命军士兵途经彭杨公祠时，遇到一伙J_C武装在那里发枪阻截。
　　
　　士兵们猛攻，毕竟战斗力远远超出那些未受正规军事训练的狗子们，很快就把那伙J_C打散，最终与赶来的炮队起义士兵在中和门（今起义门）会合，往楚望台方向杀去。
　　
　　所以，如果从时间上看，炮营辎重队的发难时间，确实早于熊秉坤、陆正瀛等人，大约提前一个小时。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枪”，是“第一把火”。
　　
　　辛亥革命胜利后，瑞澂给清廷的奏折中，首称是工程第八营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本人曾亲自说过，他当时接到的电话，首先是炮营管带张正基告知辎重队有乱，而后才得到张彪的电话，讲工程营暴动。黎元洪死后，章太炎为其所作墓志铭初稿中，也写明武昌首义最早由塘角驻军发动。这位章爷是大学问家，辛亥革命老人，跟当事人谁都不陌生，想必写之有据。
　　
　　但是，从真正的“第一枪”意义上讲，塘角辎重队虽然起事较早，毕竟在城外，他们放火、整队、绕路，最终到武昌时，城内已经大势得成。
　　
　　所以，如推首功，非工程营革命士兵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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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朽拉朽树大旗
　　
　　名部起义士兵，争先恐后，不约而同，目标只有一个——楚望台。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去那里取枪抢弹药。
　　
　　革命军士兵手上枪枝不是很缺，却极缺弹药。
　　
　　没有子弹，长枪还不如烧火棍。
　　
　　作为武昌一带最重要的军械库，楚望台有日本六米厘五步枪一万五千枝，德国七米厘九毛瑟双筒枪一万多枝，汉阳造单筒六米厘五长枪数万枝，子弹不计其数。
　　
　　在总指挥部早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中，收取楚望台是营中起义实施后最重要的一步。各标各队的革命代表，均十分清楚这一点。
　　
　　革命军士兵知道楚望台的重要性，瑞澂等人当然也知道。
　　
　　自从得知新军要起事的消息后，瑞澂、张彪一直陆陆续续地撤换驻督署、藩属等重要部门的新军，换上他们自己认为最可靠的部队和军官。
　　
　　本来，铁忠就认为把守楚望台的工程营不可靠。但九镇统制张彪认为工程营是自己嫡系部队，坚决反对撤换工程营。
　　
　　即便如此，张彪还是听取了铁忠的某些建议，在军械库前重筑一道新的防御工事（10月10日那天，工程仍在建构中），并派铁忠的副手、督练公所的课长李克果担当楚望台监督官。
　　
　　李克果本人当过工程营管带，按理讲熟知军情。如此人事安排，不能说不稳妥。
　　
　　出于对军械库的高度重视，李克果本人一直吃住在那里。
　　
　　负责楚望台守卫任务的，是工程八营左队。在这里，革命党人的正队长叫罗炳顺，副队长马荣。事前，熊秉坤已经通知他们，枪声响后，立刻抢占楚望台。
　　
　　自不必言，工程营熊秉坤等人的枪声一响，就惊动了正在楚望台值班的李克果。他立刻率身边亲随数人，跑到制高点处瞭望，让人火速把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找来，命令道：
　　
　　“你立刻集会队伍，严加保护军械库，不得有失！有接近楚望台者，格杀勿论！”
　　
　　吴兆麟很听话，马上集结左队全体士兵，并由李克果战前训话。
　　
　　当时，这位监督官话并不多，只要求大家不要惊慌，仔细安排布防，保持高度警戒。
　　
　　他有所不知的是，把守军械库的左队士兵，十之六七都是党人。
　　
　　罗炳顺、马荣等人听到枪响后十分激动，表面上却强装镇静。
　　
　　听李克果训话后，马荣首先发问：
　　
　　“我们士兵手里一粒子弹也没有，乱党有枪弹，冲杀过来，我们怎么挡得住？”
　　
　　原来，为了防备新军士兵暴动，瑞澂一直特别警惕，曾下令收缴所有实弹，就连把守军械库的官兵子弹，也在收缴之列。
　　
　　“监督官，总不能让弟兄们以血肉之躯去挡子弹吧。”听着日益频密、越来越近的枪声，吴兆麟对李克果说。
　　
　　“当然要发子弹！去把仓库主任找来，开库，发子弹！”李克果命令道。
　　
　　“没有总督命令，我不能发子弹，担不起这个责任。”仓库主任是个轴头。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我负责，马上发，耽误事我毙了你！”李克果掏出手枪。
　　
　　仓库主任没办法，只能拿钥匙开门。
　　
　　士兵们挺有秩序，排队去弹药库领子弹，行动迅速。
　　
　　见最后一名士兵也领到了子弹，革命党人马荣马上举枪，朝空中发了一弹。
　　
　　“弟兄们，反了！反了！”
　　
　　毕竟已经听见外面起事的动静，左队士兵抑制不住心内的兴奋，纷纷朝天放枪。
　　
　　站在高台的李克果惊呆了。
　　
　　愣怔片刻，他本想充英雄想以口舌说服起义士兵，但现场大乱。
　　
　　士兵四下奔跑，砰砰放枪，李克果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吴兆麟见势不妙，小声说：“趁这些人还没朝您开枪，还是躲躲吧。”
　　
　　“躲躲吧。”身边人都劝。
　　
　　“躲吧……”
　　
　　李克果长吁一口气，在随从掩护下跑了。
　　
　　吴兆麟也消失在暗影之中。
　　
　　如此守卫森然、弹药无数的军械库，不费吹灰之力，已经落入革命军士兵之手。
　　
　　历史，有时候显得那么富有故事性，近乎荒谬。
　　
　　待熊秉坤等人来到后，工程营29标、30标等其余党人陆续有来，最终大家合计人数，总共才四百多人。而先前率本部往楚望台方向行进的熊秉坤，当时手下仅四、五十人。
　　
　　一个班长（棚的正目）领导了震惊世界的革命，真真不可思议！
　　
　　作为工程营革命士兵总代表，熊秉坤不敢怠慢，立刻站在刚才李克果训话的地方，宣布以下命令：
　　
　　1．本军冠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
　　
　　2．本军今晚作战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3．作战目标为督署，敌于大小都司巷，吴家巷，望山门，水陆街，豹头堤布防。
　　
　　4．敌兵力为教练2队，辎8营，机关枪1队，水机关4挺，警卫1队，宪兵1营，消防救火1百人，约1500人。
　　
　　5．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厂，大朝巷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线，暂以楚望台为临时大本营。
　　
　　6．金兆龙率工8营后队2排及右队1、2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8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7．徐少斌率工8营前队3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沿津水闸布防。
　　
　　8．林振邦率工8营左队3排占领千家街，向15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9．余作总预备队。
　　
　　10．今晚口号：“同心协力”。
　　
　　忖度仔细，计划缜密，富有军事远见。可见，熊秉坤确实是个人才。
　　
　　但是，他高声讲话的时候，下面的士兵大多数人都没在听，根本没有刚才李克果训话时的立正肃立倾听之态。
　　
　　工程营的革命士兵虽然不少，但平时分属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系统。
　　
　　此时，平素熟络的士兵三五相聚，纷纷形成了两派。
　　
　　当然，当时他们没有火并的念头，只是凭平时的亲近感觉扎堆儿。
　　
　　不仅好多人不听熊秉坤讲话，有些人还不服气，低声嘀咕：“这个熊秉坤不过是个后队三棚的正目，他凭啥指挥我们，别听他瞎咋乎……”
　　
　　望着嘈杂混乱的士兵们，熊秉坤、马荣等人心内焦急——仅仅取得第一步胜利，督府内的瑞澂还在，统制张彪还未发威。
　　
　　如此延搁下去，天一大亮，余部清军聚结，胜负难判。
　　
　　束手无策间，有巡哨士兵押来一人。
　　
　　熊秉坤一见，如获至宝。
　　
　　天上掉下来一个吴哥哥！
　　
　　被士兵用枪押来的愁眉苦脸的这个人，正是负责把守楚望台的左队队官吴兆麟。
　　
　　吴兆麟（1882-1942），湖北鄂城人，出身贫寒，16岁就伍当兵，学习操练刻苦，先后考入军内讲习所及湖北参谋学堂，编著过军事作战小册子。 1909年，他以参谋学堂最优等生的身份，回到工程八营担任左队队官。其实，他本人也有“革命”经历，曾在1905年加入过“日知会”。这个组织被清Z_F查抄后，他就逐渐脱离了军中革命组织。
　　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李克果逃走后，吴兆麟并没有立刻跟着跑，一直在军械库附近转悠。
　　
　　他之所有没有立刻出现，主要是心中有顾虑，怕首先当了被宰之鸡，为“排满杀官”的革命军杀掉。
　　
　　在军队，最重官衔、资望，毕竟熊秉坤一个小小正目，革命发起后，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统领越来越多的士兵。
　　
　　如果任凭军心焕散下去，革命不成，失败的可能极大。
　　
　　看到了灰头灰脑的吴兆麟，熊秉坤眼前一亮。他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后，达成了共识，推举这位队官当临时总指挥。
　　
　　“吴队官，你刚才去了哪里？”熊秉坤问。
　　
　　“我躲起来了……怕遭到弟兄们的杀害。”
　　
　　“大家都是汉人，不会为难你。现在，我们准备拥你为临时总指挥。”
　　
　　“不，不。”吴兆麟赶忙摆手，“弟兄们不杀我，吴某已经感恩不尽，哪敢担任总指挥。”
　　
　　“我们都读过你写的教材，你又是日知会的成员，道德文章，素为我等所抑，今日之事，非你不可！”
　　
　　不仅熊秉坤、蔡济民、马荣等人如此说，过来围观的士兵，也大多赞同、附合。
　　
　　吴兆麟仍旧推辞、谦让。
　　
　　最早与陶启胜在宿舍中扭打引发“第一枪”的金兆荣见状着急，他挺着刺刀上去，苦劝道：“现在不要婆婆妈妈了，让你干，你就干。等清狗子们组织好了戟我们，我们一群人哪个也甭想活！”
　　
　　其余士兵闻此言，纷纷感动，异口同声苦求，甚至有的人掉下了眼泪。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吴兆麟读过书，有治军之法，先前又有日知会的经历。最终，他下定决心，答应了这个可能会招致诛九族的挑头差事。
　　
　　他抖擞精神，站在高台上，高声问众人：
　　
　　“你们推举我为总指挥，都愿意吗？”
　　
　　“愿意！”几百人同声。
　　
　　“即如此，大家一定要统一服从指挥。”
　　
　　“同意！”
　　
　　“违军令者，斩！”
　　
　　“同意！”
　　
　　三言两语，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吴兆麟的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
　　
　　站在一旁的熊秉坤等人，见此大感欣慰。
　　
　　时势造英雄，讲的就是这个。
　　
　　当时，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没一个在起义现场。刘复基死，孙武伤，刘公“病”，蒋翊武在逃。
　　
　　千百士兵的自觉革命，促出了熊秉坤、吴兆麟这种小人物大英雄的产生。
　　
　　看看表，已是晚上10点半。吴兆麟思虑片刻，下令士兵皆往楚望台西南处集合，整械后，立刻进攻瑞澂所在的总督府。
　　
　　进攻部队，分为三路：第一路邝杰指挥，从紫阳桥向王府口前行，经长街直攻督府正面。第二路由马荣指挥，经水陆街攻击督署后面的第八镇司令部，包抄督府后门。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从津水闸向保安街挺进，直杀督署大门。
　　
　　武昌老城，周长3430丈，东西五里，南北六里。瑞澂所在的督署，在城西南角。
　　
　　首义开始后，新军将士约四千人参与其中。顽固反抗者，以单位为准，大概只有都督署卫队、教练队、宪兵营、辎重八营、30标的旗兵营以及城内外的千余名J_C和巡防军，加起来，大概也有五千左右的人数。
　　
　　枪声响起后，瑞澂文人总督，不晓战事。在军事方面，他肯定要依赖清廷在湖北的最高指挥官、湖北提督兼第八旗统制张彪。
　　
　　张彪此人，山西大汉，膀大腰圆，外表看上去威风凛凛——但是此人智商情商都低，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他母亲是张之洞家里的上床奶妈，他老婆是张之洞的上床婢女。依靠张之洞张大人和两个女人，他才一步一步窜升，最后作到坐镇一方的军中大吏。
　　
　　倒霉的是，赶上清廷末运乱世，这么一个纸糊金刚丫姑爷（张之洞丫环的老公），肯定要坏大事。
　　
　　如果张彪为人厚道，还不致于导致大乱。没有大将的才，他却有大将的谱儿，更有大将的杀人胆。这个心粗胆大，粗暴治军，虐兵骂将，很招人嫌。而他手下两个得力协统王得胜和刘温玉，和他一样是凶恶骄虐、大字不识的草包。
　　
　　这种草包二百五组合，可以想见他们的指挥能力。
　　
　　 瑞澂一直担心新军造反，张彪却夸下海口，说他所辖的第八镇士兵大多心忠朝廷，结果，就他属下造反的士兵多。
　　
　　无论怎么说，虽然大草包一个，张彪并不是那种听到枪声就尿裤子的军将，还是下令死扛。
　　
　　革命军首攻不利，第一路邝杰部先败下阵来。急恼之下，吴兆麟差点把他杀头示众。幸亏蔡济民苦劝，邝杰才有机会重整部伍，戴罪立功。
　　
　　警署一带，清军重兵云集。纵然革命士兵前赴后继，仍旧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倒地，牺牲惨重。
　　
　　关键时刻，南湖炮队的革命士兵，从天而降。
　　
　　南湖炮队，即炮队第8标，革命军总代表是徐万年。他得到邓玉麟送来的起义通知后，马上抓紧准备。
　　
　　据赵楚屏回忆，当时炮营起义，先是被这样的流言所激：
　　
　　“瑞澂已经下令，旧历八月二十日前，要把炮8标的士兵全部装船，以调往湖南‘打匪’为名，走到洞庭湖时，点炸药，把人全部炸死沉尸。”
　　
　　这一谣言，激使炮营革命士兵不得不奋死一搏。
　　
　　南湖炮队，晚上吹号点过头道名，操场上应号的士兵非常少，情况大异。管带姜明经召集营内军官开会，表示说可能有事发生。于是，军官多领实弹，回队后把炮内教练撞针拆下，换为正规的簧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到了九点钟，听到城内枪声越来越密，炮队革命士兵忍耐不住。
　　
　　三营的孟华臣，首先冲入哨棚，一枪干掉了正值班的排长刘步云。这个刘排长，正是先前干涉士兵们喝酒送别战友的那位。
　　
　　在军中，官长和士兵有矛盾，往往有事就得死人。
　　
　　枪声一响，登时炸营。
　　
　　早就枕戈难耐的革命士兵从营房中跑出来，备马，拖炮，装弹。
　　
　　人在炮营的送信人邓玉麟也来了精神，他拔刀大喊：“炮队同志，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希望我们团结一心，尽力进攻！”
　　
　　士兵举枪呐喊助威。这些人不仅放枪，而且还实弹发射大炮。
　　
　　三声巨响，天摇地动。
　　
　　炮是兵之胆。
　　
　　大炮一响，士兵们热血沸腾。
　　
　　炮队内的军官，大多乘乱逃走，保命要紧。
　　
　　大家集合后，在臂上扎白布条，杀了一只鸡，饮血酒进行集体宣誓：
　　“痛饮黄龙酒，今朝起义师。推倒满清廷，灭绝满胡夷！”
　　
　　于是，四门大炮以及十几门其它类型的炮，被兵士们推出营房，奔往武昌城内的督署方向。
　　
　　途经巡司河的长虹桥，炮队忽然遭到张彪派来的32标一只人马阻击，一时难以通过。
　　
　　相持之间，早先由熊秉坤派出的金兆龙一支三个排的部队，从清军背后杀来。
　　
　　清军溃败，炮队终于顺利入城。
　　
　　吴兆麟见到大炮，大喜过望，马上让孟华臣等人携二门炮占领保安门，徐万年携炮四门占据楚望台，剩下的大炮，均由张文鼎负责，尽数运往蛇山制高点。
　　
　　督署附近，统制张彪豁出命，亲自督战。清兵排枪齐发，与将要攻入大门的革命军士兵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均死伤不少，呈胶着状态。
　　
　　由于当时天黑，炮队看不清具体方位，一时间帮不上忙。
　　
　　他们白白占据几个制高点，干着急。
　　
　　蔡济民急中智生，派人先在王府口乾记衣庄放了把火，然后下令革命军在与敌人相斗最激烈的地方皆放火，以为炮队作照明之用。
　　
　　新军炮队不是吃素的，个个经历过专业训练。
　　
　　他们利用大火的火光，把督署旗杆作为标准点，发炮猛轰。
　　
　　排炮声声，震动大地。
　　
　　一轮过后，督署的大堂、签押房以及第八镇司令部马房，皆被夷成平地。
　　
　　封疆死封地。革命军刚进攻督署，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张彪人草包，胆子不小，也表示拼死一战。
　　
　　瑞澂和楚豫轮管带陈德龙却不这么想。尤其是陈德龙，紧劝瑞 “留得青山在”，劝他一起遁往停泊在江上的铁甲兵轮上，并说去到那里，仍可坐镇指挥。
　　
　　瑞澂文人，自然惜命，而且家眷尽在，肯定不能让一大家子人被革命军连锅宰。
　　
　　于是，趁着天黑，他让手下戈什哈把后墙捣出个大窟窿，与陈德龙等人携家眷逃上了兵轮。
　　
　　他逃跑的那个时候，革命军第一轮进攻其实刚刚受阻，清军战斗力仍强。
　　
　　瑞澂一逃，清军失去心理依持，只能越打越气弱。
　　
　　最后，革命军组织十人敢死队火烧督署，冒死冲入，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占领了这一象征性建筑物。
　　
　　张彪见势不妙，忙跑回自己在文昌门附近的住宅。
　　
　　刚喘口气，就听说有马队士兵和辎重第八营的一些人来找他。老哥们遍体发凉，以为来人是来要他的命。不料想，这些人却是前来保护他的。
　　
　　张彪本人此前曾在会议上说：“新军中最可靠的是工程营，最不可靠的是辎重营。”
　　
　　实际结果，恰恰相反。
　　
　　到了辎重营在平湖门外的营盘内，张彪仍旧心惊，赶忙拉着残部，退往刘家庙一带。
　　
　　在此地，张彪从前延请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给张彪出主意，要他亲自率领残军，渡江到青山，潜行至大东门，佯称是要向革命军投降。然后，可以借机把咨议局以及党人高层骗入杀掉，一举消灭起义的指挥中心。如果得胜，自可奏皇上，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推到黎元洪一人身上。即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将军死战场，死得其所矣！
　　
　　张彪张大胆，此时已变成张没胆，他当然不同意这个“武士道”矬子的准自杀谋划，摇头不从。
　　
　　凡在武昌的清军官员、武将，逃的逃，散的散。
　　
　　武昌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
　　
　　这时候，距程正瀛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了12个小时。
　　
　　铁血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督署的大旗杆上。
　　
　　仅隔两天，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汉口，在当地驻军起义下，也相继光复。
　　
　　特别是汉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汉阳一得，枪炮子弹无数，仅过山炮，就有近60尊，钢炮100多尊，炮弹数万发，快枪10多万枝，子弹 200多万发。这些装备，不仅加强了武汉死守的力量，又可供应日后邻近各省起义军的**。稍后的阳夏之战及供应赣、湘、川地义军的军需，无不取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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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彩绝伦12个小时过后，在继续下笔描绘辛亥革命大画卷前，笔者先简述一下武昌辛亥革命参与诸人的下场和结局：
　　
　　程正瀛，民国成立后，授一等功。其后，他归心于北洋Z_F。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他被北伐军抓住，五花大绑，抛入江中淹死。直到2006年，有关部门才在鄂州重建其故居，为其塑像。由于他有一段为袁世凯卖命的“不光彩”经历，解放后，他的“第一枪”功勋几乎被遗忘。
　　
　　熊秉坤，民国后曾被授于陆军少将衔，后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远避日本。1930年，他作过武昌市长（以湖北省Z_F委员会的身份兼任）。1931年，被升为南京国民Z_F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退役很是时候，时为1946年。所以，解放后，熊秉坤一直参与政协工作，是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撰写。他白话文的回忆文章，遗漏了（应该是故意）好多史实，特别是有关“第一枪”和他通知陶启元告诉他哥哥躲祸的事实。他于1969年病逝。
　　
　　金兆龙，正是他一句话引发程正瀛发威。他民国后受勋，甘心投附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长”的肥缺。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被免职，日后一直默默无闻，1933年病死。
　　
　　蔡济民，湖北黄陂人，民国后得授中将衔。在讨袁战争，被靖国联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四川军官方化南谋害。
　　
　　吴兆麟，民国成立后被授与陆军上将衔，曾任北京将军府将军。后见世势纷纭，他退出政坛，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晚年信佛，皈依佛门。武汉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后，拒绝出任伪职，遭日军软禁。1942年，含恨而死。
　　
　　邓玉麟，作为武昌起义重要的通信人，没有他的四处辛苦辗转，南湖炮队不可能顺利起义入城助战。民国成立后，他被授陆军中将衔，后参加讨袁、护法战争，还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此后，他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坚拒日本人的收买，回到老家湖北巴东，兴学办实业。蒋介石临去台湾，派人招他去，被他拒绝。如此一个辛亥大人物，竟然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捕，很快遭受枪决，罪名是“F_G_M罪”——最早革命的人，竟然以如此罪名而死，历史真是荒谬绝伦。1982年，湖北高等法院宣布为他平反，他又变为“辛亥革命人士”。
　　
　　
　　
　　
　　再讲讲清方的人物。
　　
　　瑞澂，疆臣弃城，依清朝律法应该斩首。但他与皇室贵胄载泽是儿女亲家。加上摄政王载沣的回护，仅被撤职而已，清廷要他“戴罪立功”。他所乘的楚豫舰，后来转移到德租界的码头，想傍洋人图安全，仍遭民军炮击，苍惶逃往九江。没喘几口气，九江起义，他又跑到上海。对他这种“偷生丧耻”的怯懦，隆裕太后以小皇帝名义发谕严斥，表示极其痛恨。清廷派人逮捕他，他躲入租界不出。北京不少满清少壮派，对他更是恨的咬牙切齿，拟组织暗杀团到上海去砍下他的人头。未几，清王朝灭亡，暗杀未遂。辛亥革命后，民国没收了他许多家财。1912年7月，在上海当寓公的瑞澂病死。在《清史稿》中，他与有“误国首恶”的盛宣怀并列一传，是清末革命封疆大吏带头逃跑第一人。
　　
　　张彪，此人要多费些笔墨。武昌起义成功后，冯国璋率军而来，让他任“后路总粮台”，实际上把他削了军权去搞后勤。见势不妙，张彪辞职，以养病为由，在日本长崎躲了八个多月。1912年，他到天津日租界当起了寓公，在鞍山道59号（当时名为 “宫岛街”）起了一座“露香园”，时人称之为“张园”。张彪打仗不在行，作生意很有头脑。他参与天津各项实业投资，就连张园的部分场所，也出租当游乐场获利。1924年孙中山到天津，张彪租出此园，任这位清朝“大寇”下榻。在这里，孙中山大约住了近一个月。1925年，被冯玉祥赶出宫的溥仪来天津后，也租住张园。张彪本人大献殷勤，亲自收拾花园，对昔日帝君竭尽热情，可见，这位旧头脑的武人还是有些心肝。虽是旧道德，却可发赞叹。在张园，溥仪一直住了四年多，直到1929年夏天才迁至“乾园”（今鞍山道70号，前住日本公使陆宗舆私宅）。1927年初，张彪得了癌症，溥仪闻讯，不仅派出“御医”来诊治，更亲自看望这位老臣。张彪死后，得谥“忠恪”。虽得癌症恶疾，张彪算得上善终，时年67岁。至于他的葬礼，更是风光一时——当时无数名流来吊，24座三十二人抬明黄彩亭出殡。而且，前清皇帝溥仪、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均亲临致奠。如此奇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罕有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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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
　　
　　——辛亥革命长镜头
　　
　　
　　武昌，已经在革命党人手中。
　　
　　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一个接一个，圆满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任务。
　　
　　热情和勇气稍一冷却，无论是党人代表还是普通士兵，都在短暂的怔忡中，忽然于内心中发问：
　　
　　下一步，该怎么办？
　　
　　吴兆麟非常有自知之明——一个队官（连长），该干的已经干了。自己在楚望台上能指挥人马攻克总督府，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实际指挥能力。
　　
　　下一步的进伐，绝非他个人所能镇威得住。
　　
　　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死的死，亡的亡，病的病，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名头更大的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均远在香港或上海，鞭长莫及。
　　
　　驾驭“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主心骨镇得住，随时可能倾覆。
　　
　　那样的话，大家一块玩完。
　　
　　所以，对于大家拥戴自己作“大都督”，吴兆麟死命推却。
　　
　　他不是虚伪地“半推半就”，而是十二万分认真地摆手说不行。
　　
　　在这些士兵阶层的革命者当中，蔡济民是最有政治远见的一个人。
　　他简单分析当前形势后，说：“起义初告捷，应该马上组织一个像样的领导机构。否则，群龙无首，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当务之急，我们要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非常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作领导，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它省份可能均会把我们的起义想像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
　　
　　大家想来想去，真能符合“深孚众望”四字的，武昌只有两个人，武有黎元洪，文有汤化龙。
　　
　　大乱甫定，很怕在慌杀中士兵们杀人过了头，把这二位也给随手办了。
　　
　　大家好一阵紧张，赶忙分头派人去找。
　　
　　
　　
　　纸人傀儡高高挂——作为“幌子”的黎元洪
　　
　　革命党人集合开会的地点，就在蛇山下的咨议局。不久，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熟门熟路，首先被“请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议员。
　　
　　相比多数老态龙钟、白髯大腹的议员士绅，年仅37岁的汤化龙，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干练、老到，身着西服，文雅中透出股精明之气。
　　
　　汤化龙（1874-1918），湖北浠水人，出身富商家庭。这个人不仅聪明，运气又好，在清朝科举顺利，由举人而进士，再去日本进入政法大学研习法律，是个典型洋派新人物。
　　
　　1909年，汤化龙回国，恰好赶上清廷在各地举办咨议局。以他的学问和背景，很快就被推为议长。1910年，他入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被推拥为会议主席。此后，他数次参加立宪派的请愿活动，强烈抵制“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对清廷进行正当抗争。
　　
　　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革命党人要争取的人选。
　　
　　看着咨议局大铁栅栏两边高高悬挂的铁血十八星旗，以及来去匆匆、面孔严肃的军人，汤化龙等人表面镇静，心内暗中打鼓。
　　
　　乱世之中，兵爷最不好惹。他们的手中枪都是真家伙，刚刚经历过厮杀战阵，血腥气往往使人冲动，极易失去理智。
　　
　　入得会场后，见到蔡济民，熊秉坤等人言语温和，彬彬有礼，汤化龙总算稍稍放下一颗心。
　　
　　大家团团就座，开始商讨都督的人选。
　　
　　汤化龙本人到来，自然有人表示要推他做都督。
　　
　　汤化龙立刻起立，摇手表示不同意。“对革命事业，兄弟一向真心拥护。但瑞澂逃走，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哪里能打得仗。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他这一表态，当然是反复权衡风险系数后的托辞。造F_G_M，不仅本人要掉脑袋，家族都要玩完。时势如此不明，咨议局、立宪派先前再对清廷有怨恨，现在动真格地要革皇帝的命，首先还真要想想自己的命。
　　
　　不过，汤化龙的话确实有道理。秀才去领兵，一定拎不清。
　　
　　党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推刘公，有的推蒋翊武。
　　
　　可是，刘公这个人，给人印象总是幕后推手那种人，无法服众；蒋翊武呢，关键时刻找不到人，很有临阵脱逃的嫌疑。
　　
　　二人都不是合适人选。
　　
　　最后，还是吴兆麟一句话定了调子：“军队起来革命，汤议长不好领导。如果在军中寻找有声望的人，我觉得，黎元洪最合适。”
　　
　　听这话一说，咨议局议员刘赓藻马上附合：“很合适，很合适。黎协统现在还在武昌城中。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可以带人去找他。”
　　
　　在座几个议员纷纷点头。
　　
　　看见“民意代表”如此，蔡济民首先表态，同意迎拥黎元洪。
　　
　　大家对此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以咨议局名义，派出刘赓藻、蔡济民前往黎元洪家中，催熟那个要出炉的“大都督”。
　　
　　缘何刘、蔡二人这么热心呢？中国人的乡籍意识，每每萦绕不去。
　　
　　他们两个人，与黎元洪均是黄陂老乡，自然感情上倾向于他。
　　
　　其实，早在辛亥三月间（1911年4-5月），蒋翊武在文学社一次会议上，已经讲明起义后要相拥黎元洪为都督。当时的想法，不仅仅是造反要拉一个官大的顶锅，最主要还是怕起义后其余各省不明真象，以为武昌是乱兵哗变或土匪搞事。如果起事后各地不支持，武昌肯定孤掌难鸣。当然，彼时的“推举”，也仅仅是文学社、共进会上层的少数领导人知道，大部分革命士兵对此并不知情。黎元洪本人，当时自然更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被人“委任”为“未来”的革命大都督。
　　
　　蒋翊武当时此议的一个理由，还有一点很重要——湖北都督，应该由湖北人作，特别要找一位压得住阵脚的“大人物”来作。
　　
　　看似公允，其实也蕴含某些私心：文学社与共进会一直明争暗斗，双方谁出来当头，另一方都不会心服口服。所以，不如找个“第三方”，谁的嘴都不好再争辩。
　　
　　中国人的折衷“调和”政治，向来如此。
　　
　　所以，天上如此大的一块馅饼，最终竟然会砸在从来没有想到要革命的黎元洪的胖脸上。
　　
　　1911年10月10日夜至10月11日上午这个时间段内，黎元洪在干啥呢？
　　依据几十年“辛亥革命”历史对这位“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的“坏人”的描述，似乎黎元洪是这样一种形象：
　　
　　粗蛮的光头胖子，胆子怯懦躲在床底下的愚夫，革命后翻脸不认人、杀人不眨眼的变脸恶魔。
　　
　　果真如此吗？
　　
　　不尽然。
　　
　　仔细观察黎元洪的照片，笔者发现，除了他一双下耷的三角眼略显“阴险”以外，整体看上去还是很憨厚的一个人。
　　
　　黎元洪（1864-1928），字守卿，湖北黄陂人（原籍是安徽巢湖）。1883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广东水师服役，充当“二管轮”。甲午战争爆发，他本人随舰队北援参战，充当广甲舰主驾驶。
　　
　　大东沟一役，日军偷袭，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下令船只脱离战场。此船逃到大连湾三山岛附近，因沙多搁浅。发觉有日舰追来，管带吴敬荣率先再逃。黎元洪等人也与其余十多名官兵坐一小艇，跟着管带往岸上逃。其间，大浪击翻小艇，淹毙数人。黎元洪本人不谙水性，幸亏他身上有件救生衣，捡得一命。
　　
　　挣扎游上岸后，他被当地渔民救起。休息一宿，即跑往旅顺归队。后来，他赶往天津待查。北洋水师被连锅端，黎元洪丧家犬一样，也被清廷追实责任，最终还被拘押数月。
　　
　　无奈何，英雄路短，黎元洪只得投往两江总督张之洞处。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老张当时正兴办自强军（南洋军），急缺人手。
　　
　　黎元洪本人军事能力强，科班出身，精通外语（史料未详载他精通哪一国外语），很快被张之洞看中，并保送他去日本深造。
　　
　　回国后，黎元洪步步稳升。当湖北武备军被改编为两镇时，他任第二镇统制官（即陆军第十一镇）。后来十一镇缩编，改番号为第二十一混成式（独立旅），他得任协统。
　　
　　所以，在湖北军界，张彪第一，黎元洪第二。
　　
　　
　　黎元洪这个人，不仅仅是军中“知识分子”，人缘也很好。别的军官中饱私囊，克扣军饷，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事，且常常与士兵共苦乐，很会带兵。这种小恩小惠、与兵同乐，看似简单，关键时刻却都救人一命。
　　
　　给人印象更深的是，还是黎元洪的“开明”态度。革命前，41标有位名叫李佐清的学生兵自己剪辫，为军法官所告。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当着一帮军官的面，黎元洪打个哈哈，一笑了事：“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
　　
　　本来能杀头的罪过，老黎轻轻带过。
　　
　　1906年，他奉命督师，率兵前往镇压萍浏醴起义。进入战区前，他召集属下军官们，说：“我们打仗，一定要预先辩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应该设方劝说他们，让党人自动解除武装，遣散人众。如果对方是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就一定要坚决予以消灭，以绝根株！”
　　
　　可见，黎元洪确实具有比较有开明的政治眼光。
　　
　　保路运动高潮时，他加入立宪派阵营，作为军界代表加入铁路协会，给时人印象极佳。
　　
　　陈夔龙任署理湖北总督时，由于他老婆是庆亲王奕劻的干女儿，湖北大小官员皆曲意奉承。陈夔龙的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等人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巴结孝敬，无所不为。反观黎元洪，仅送数元作吊仪，很显“吝啬”。不久，汉口慈善机构筹善款，他反而出手就是三千大元。为此，时人对黎元洪交口赞誉。
　　
　　陈夔龙经张彪阴激，深恨黎元洪，很想找借口罢掉他。无奈老黎在军中人缘、口碑太好，投鼠忌器，陈夔龙最终奈何不了他。
　　
　　由于本人出身贫寒，黎元洪生活节俭，与结发妻始终关爱。他对下属对士卒，无论生活还是学习，皆关慰有加。连小兵家里有丧事，他都会亲自慰问并送奠仪。
　　
　　所有一切，使得他在士兵中的口碑非常不错，广得军心。
　　
　　这么一渲染，似乎黎元洪是个同情革命的“进步”武人。
　　
　　当然不是！
　　
　　日后渲染黎元洪多么多么“F_G_M”，都举他在武昌起义当夜手刃革命士兵的例子。10月10日晚上九点，黎元洪本人在黄土坡司令部。他接到督府方面的电话，告知他所统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营二十队、辎重二十一标发生兵变。
　　
　　当时，他十分着急，马上指示邻近的炮队第二十一营去镇压。但是，炮营很快反正。过了仅仅半个小时，消息传来，隶属第八镇的南湖炮队已经入城，在楚望台上架设大炮，猛轰督署。当晚十点刚过，瑞澂本人逃往楚豫舰。
　　
　　大概在11点半的时候，有一士兵突然在营墙上出现，高声大呼：
　　
　　“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督署！”
　　
　　司令部卫兵一涌而上，立刻把那个人擒入司令部。
　　
　　惶急失措的黎元洪拨出佩剑，当腹就把被擒之人一下捅穿。
　　
　　那个人意志勃勃，未能即死，仍大呼革命不已。
　　
　　护兵乱刃交下，把革命士兵剁成数段。
　　
　　事后得知，爬墙高呼士兵起义的被杀者，乃革命临时总指挥部所派出联系各营的周荣棠。
　　
　　这位英雄冤甚！他是安徽宣城人，时为工程营的喂马士兵。事后，黎元洪成为革命“大都督”，他这个革命“小士兵”，自然无人愿意再提起。
　　
　　这段经历，是1913年黎元洪本人对居正亲自道出，想必没有遮掩。
　　不过，他当时“手刃”革命士兵的行为，也不能说明他多么凶残，多么“F_G_M”――无他，杀人之举，乃一清朝高级军官在大乱之时的本能反应。
　　
　　大局未明朗之时，当时的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突入司令部一声高呼，激使得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
　　
　　手刃杀人，只说明他是不革命，不能说他是F_G_M。
　　
　　武昌城内驻军，分为右旗和左旗两大块。左旗为第31标和第41标，右旗是第29标和第30标。左旗的第31标归张彪第八镇管辖，而第41标都归黎元洪的第21协。
　　
　　如此“混乱”的安排，最终造成了清军指挥混乱，不相统属，临阵号令不一。
　　
　　其实，这种“混乱”的军事布置，一直是满清入关以来的精心设计。看似犬牙交错，实乃有条不紊，以汉制汉，以满制汉。当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满洲贵族是对汉军不放心，原意是让这些军队彼此互相牵制。但是，如此巧妙的“设置”，到了末世运尽之时，反而成为混乱的渊薮。
　　
　　午夜时，革命军已经在蛇山架炮，猛轰黎元洪所在的司令部。
　　
　　城外军队已经起义，城内除已经被调往外地的部队外，真正他能调动的军队，只有第41标第三营五、六百人。
　　
　　参谋副官诸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逃命，都力劝黎元洪 “暂避”一下。
　　
　　无奈何，黎元洪点头同意。他先到参谋刘文吉家换了身便衣，然后去附近的41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躲避。
　　
　　他与军官们逃走后，40标的革命士兵王世龙等人在操场集结大兵，整队起义，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
　　
　　所以，由于黎元洪的“阻挠”，这一标人马的起义时间比别人晚了许多。
　　
　　天亮时，工程营的程正瀛、马荣带一排革命军士兵，终于在谢国超家找到了一脸倒霉相的黎元洪。
　　
　　至于他的行踪如何被查到，说法多多。熊秉坤回忆是讲黎元洪派伙夫回家抢救细软被抓，从而得知他藏身所在。而《辛壬见闻录》（作者逸民）又记述另外一种情况：黎元洪私养一美妾，被他老乡刘赓藻知道地址，就引人去找……到底哪条可信，细析之后，笔者认为黎元洪在美妾家隐藏应属桃色传闻。
　　
　　黎元洪藏身之地,应该就是管带谢国超家。至于后来革命党人津津乐道的老黎钻入床下躲避革命军抓捕的“情节”，几近小说。以他如此肥大身坯，躲入清末那种老床底下，几乎不可能。
　　
　　辛亥革命亲历场景的当事诸人，当时没有人提及如此可笑的“细节”，应该是大家日后翻脸后出于仇恨而编排、丑化的“文学加工”，使得他“床下都督”浑号，越传越神。（1912年《震旦日报》首登这一“诬蔑”之说，后来《湖北志•人物志》中的《马荣传》，也有老黎躲入床下的描写。）
　　
　　见一排的兵士手端长枪，刺刀明晃晃，黎元洪心慌：“我平时待兄弟们不薄，奈何杀我？”
　　
　　马荣说：“不是杀你，是要你出来主持大局。”
　　
　　黎元洪：“革命党人有德有才之人甚多，我算什么？”
　　
　　马荣：“吴兆麟总指挥在楚望台，他要见你。”
　　
　　“哦，吴兆麟是老军官，他自可作主，我就不去了。”
　　
　　程正瀛见黎元洪磨磨蹭蹭，一时火起。他把刺刀往老黎肚子上一比划：“如果不去，现在就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黎元洪只得跟着走。
　　
　　到了楚望台，革命士兵整整齐齐地横排一字队，忽然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老黎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专门为他准备的高规格的行刑队。
　　
　　吴兆麟闪出，握手寒喧。
　　
　　看见这位老部下，黎元洪心中稍安，埋怨说：“你学问好，资格深，为什么要革命？一旦失败，九族诛夷！”
　　
　　马荣在一帝闻言暴怒，拨刀作欲砍状，大骂：“你不要不识抬举！先前你杀掉我们报信的同志，此帐未算。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不革命即汉奸，杀你有名了。”
　　
　　吴兆麟赶忙阻挠，喝退马荣。充当“白脸”后，他耐心劝说黎元洪：“协统大人不要生气，士兵皆粗人，昨夜厮杀戾气重，弄不好就要杀人。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低头，思之良久，叹息一声：“此乃天意，劫数难逃……事已至此，下一步如何？”
　　
　　见黎元洪有所松动，吴兆麟立刻回答：“一切由协统您作主！”
　　
　　“武昌一孤城，朝廷很快大军四集，如何抵抗？”
　　
　　“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带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一时来赴，武昌一切皆在掌握之中。”反正吹牛不上税，任吴兆麟随便说。
　　
　　细问了武昌藩银、粮食、兵马等详情后，黎元洪很实际。“张彪等人就在附近，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以退守湖南。”吴兆麟自己也没了底气。“据说湖南方面很快要响应武昌，进行起义。”
　　
　　发昏当不了死。被裹挟至此，万事不由已。黎元洪长叹一声，骑上士兵骑过的一匹马，十二万不情愿地前往咨议局。
　　
　　边走，他边对旁边的吴兆麟叹言：“我这条性命，被你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到了咨议局，会场已经坐满了人，议长汤化龙、秘书长石山俨以及许多重要议员皆在场，围坐团团。
　　
　　作为“主席”的汤化龙，待黎元洪坐定后，抱拳拱手，起立寒喧。
　　
　　他首先表示自己全心赞成革命，然后话锋一转，“兄弟我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其余诸事，兄弟尽全力帮忙。”
　　
　　皮球一踢，在场之人均心领神会，纷纷把目光落在黎元洪身上。众口一词，都推他当都督。
　　
　　据当时见过黎元洪的刘莘园回忆（时为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当时的老黎，模样衰到极点，头戴一顶南瓜小帽，脑袋后面拖根辫子，两眼污浊无神，连唇上两撇日本式的胡子也无精打采往下耷拉，愁眉苦脸坐在那里。
　　
　　听说推拥自己当大都督，黎元洪把头摇得赛过拨郎鼓：“别害我，别害我……”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再三劝说，老黎始终不从。
　　
　　蔡济民生气了。他拨枪在手，厉声道：“事已至此，如箭离弦。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武昌同志及殉难先烈！”
　　
　　后来的不少电视剧、电影以及小说，均把蔡济民要自杀写成拨枪逼黎元洪，其实是不能尽然理解当时的情景。
　　
　　以蔡济民的当时身份，他不可能拨枪对着黎元洪吓唬。否则，苦肉计就当成霸王硬上弓了。
　　
　　见黎元洪推三阻四很坚决，在场人士无不呈激愤之态。特别是大厅外数位聆听的士兵，好几个操枪在手，嚷嚷要进去杀掉黎元洪（不排除党人提前布置“演出”的可能性）。
　　
　　乱哄哄之际，吴兆麟一脸关切状，低声附在黎元洪耳边说：“如果你再推辞，士兵生乱，我们也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这句话管用，老黎脑袋一耷拉，不再言语。
　　
　　无声就是默许。
　　
　　大家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Z_F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最后，革命学人摊开临时拟好的军Z_F布告，让黎元洪签署。
　　
　　黎元洪开始猛摇其头。
　　
　　革命党人李翊东（李西屏）一拍桌案，拨出手枪：“黎元洪，你如此难缠，再与我们作对，就让你吃子弹！”
　　
　　马上有人上前假意阻拦。
　　
　　李翊东本人，时为军事测绘学堂学生，共进会会员。那张布告，就是由他起草的。
　　
　　见到黎元洪推推搡搡，他自己捻笔在手，在文告上替黎元洪“代签”了事。
　　
　　“哼，木已成舟，你还抵赖不成！”
　　
　　在座的人纷纷打哈哈，当天的事情，基本圆满解决。
　　
　　也就是说，虽然被逼封为“大都督”，黎元洪仍旧留着后手。如果哪天朝廷军队重入武昌，他可以有喊冤叫屈的借口——布告上的字不是我写的，大都督也是被迫干的。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上面署有“都督黎”字样的文告，在武昌起义成功后，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特别是在武昌街头，万头攒动。老百姓们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顿感心中释然，一下子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有“都督黎”大字的一纸公告，极大地镇抚了大混乱过后的武昌城内的军心、民心，稳住了革命军的阵脚，为武昌起义后的革命之火大燎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虽然是个幌子，黎元洪的历史作用，确实不比寻常！
　　
　　
　　这张帖满全城的《中华民**Z_F鄂军都督黎布告》，全文皆用俗俚体，六字一句，琅琅上口，言简意深，大义凛然：
　　
　　今奉军Z_F命 告我国民知之 凡我义军到处 尔等勿用猜疑
　　我为救民而起 并非贪功自私 救尔等于水火 拯尔等之疮夷
　　尔等前受此虐 甚于苦海沉迷 只因异族专制 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满Z_F 并非我汉家儿 纵有冲天义愤 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此不忍 赫然首举义旗 第一为民除害 与众戮力驱驰
　　所有汉奸民贼 不许残息久支 贼昔食我之肉 我今寝贼之皮
　　有人急于大义 宜速执鞭来兹 共图光复事业 汉家中人立期
　　建立中华民国 同胞无所差池 上民工商尔众 定必同逐胡儿
　　军行素有纪律 公平相待不欺 愿我亲爱同胞 一例敬听我词
　　
　　针对武昌起义后城内少数士兵出于民族义愤杀害扎、宝、铁、卜四大旗人家族的事情（中和门一带旗人聚居区死人最多，详见周武彝回忆录），军Z_F极其重视，马上颁布刑赏令16条，严禁滥杀旗人，约束纪律。
　　
　　其实，武昌一城，旗人仅被杀800多。这个数字，相比清初满兵屠杀汉人的数目，几万分之一不到。
　　
　　

killbill

　　班子虽草亦搭台——湖北军Z_F的新气象
　　
　　傀儡主角选定，蔡济民等人商议，派人把黎元洪送到咨议局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严加“保护”起来，并为他专设了“警卫司令”一职，专门负责对他的软禁监视工作。
　　
　　庙里的菩萨，呆在座上就行，乱说乱动不行。
　　
　　然后，与会人员集中商议了几个重大议题。第一，成立由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等十六人组成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参谋、政务、外交；第二，推汤化龙为“总参议”，确认这次起义要成为全国性活动，以同盟会为号召；第三，废清朝宣统年号，定当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第四，凡一地起义成功，立刻成立中华民**Z_F某省都督府；第五，以共进会的旗帜为标志性旗帜，红地黑星，星间连以虚线，代表十八省联合。
　　
　　会议开了好久，至晚才散去。
　　
　　晚上10点多，忽然咨议局附近枪声大起。原来，武昌城内未被缴械的数百旗兵忽然叛乱，想趁机劫走黎元洪。事起苍猝，咨议局内并无多少士兵护卫，就临时调来80多测绘学堂的学生兵，扛枪阻击。
　　惊慌之余，吴兆麟、张振武二人匆忙换上了清军服装（清军是黄色军服，革命党人在起义第二天全部易为青色军服），准备趁乱逃命。此景，正好为起草文告的学生军士兵李翊东撞见，他举枪怒喝：“怎么换上了满狗的服装？想跑吗？敢跑，我就打死你们！”
　　二人脸红，悻悻返身。
　　
　　还好，旗兵劫人未果。而后，陆军中学数百学生兵赶来，旗兵被击退。
　　
　　经此一吓，革命军内部有人觉得黎元洪是个累赘，张振武更是建议把他斩首了事。但吴兆麟、蔡济民坚执不可，认为既然已经打了黎元洪的旗号，就应该留他一命。
　　
　　稀里糊涂之间，黎元洪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死”过好几次。
　　
　　10月12日，为了使黎元洪“造反”成为不可改易的“事实”，蔡济民、蒋翊武（此时返回武昌）一起“劝”他剪辫。
　　
　　事已至此，再惜不得这脑后散茎细毛。黎元洪只得撅屁股乖乖坐着，老老实实挨“剪”。
　　
　　剪辫之后，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望着乖乖坐的黎元洪，蔡济民觉得滑稽，他摸着老黎的大圆脑袋，哈哈笑着说：“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镜，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我看像弥勒佛。”
　　
　　革命士兵们都觉高兴，在咨议局劈里叭啦放了一大挂鞭炮。
　　
　　当天，汉口、汉阳光复，武汉三镇皆落入革命军手中。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0月13日，朝廷派来剿平武昌起义的湖南、河南两只巡防营部队，皆被革命军气势所压，竟然集体缴械投降。
　　
　　就这样，一直到10月14日，黎元洪本人基本处于严密的软禁状态中。他一举一动皆被监视，连上厕所都有士兵“保护”。
　　
　　其间，汤化龙等人暗中偏向他，悉心搞出一个《武昌军Z_F组织条例》，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把谋略处职权——归于都督。从汤化龙等咨议局议员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放心革命军士兵。保不住革命党哪天兵败，势必引起兵变。稍有乱起，士绅们的脑袋就可能从脖子上搬家。所以，黎元洪才是汤化龙等人心目中最佳的都督府领导人选。
　　
　　都督府谋略处的革命党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对这个《条例》，处置很简单——抛入废纸篓了事。
　　
　　10月14日这天，继跑到新沟的蒋翊武回到武昌后，在汉口藏身的刘公也来到武昌。
　　
　　众人商议后，让蒋翊武主持军务部，刘公主持谋略处。但蒋翊武本人由于在武昌起义中没啥份儿，意不在此，他总想插手汉口军政分府的事情和改编汉川和京山的义军，故只担任顾问一职。刘公本来就无真正的谋略，很快就转任监察处总监察的虚职。
　　
　　
　　坐困穷愁之际，一生总撞大运的黎元洪又迎来了一个“贵人”——同盟会的居正。此时，他来到了武昌。
　　
　　
　　居正与汤化龙派去起草《条例》的咨议局人员黄中垲是日本的老相识。二人见面十分高兴，就一起去到江汉书院进行长谈。
　　
　　居正（1876-1951），字觉生，湖北广济人。1905年，他在友人资助下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曾在武汉活动，为武昌起义最早的策划人之一。1911年，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他成为湖北分会负责人。听闻武昌起义成功，居正与谭人凤两人赶忙乘船自上海抵达武昌。
　　
　　经黄中垲一谈，居正对汤化龙授意搞的《武昌军Z_F组织条例》很认同。他逐条过目后，赞赏不已。于是，他召集武昌的党人开会。
　　以居正在同盟会的位份，大家都非常尊崇他。居正扯虎皮作大旗，手拿那份黄中垲起草的条例，上来就讲条例是孙中山制定的。“先生在海外，一直致力革命研究，万事皆有预谋，早就写好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派我持此条例相送，希望大家遵守。
　　
　　与会的人一听，心服口服，再无一人表示反对。
　　
　　其实，这些人当时也犯糊涂，中山先生屡战屡北，军事方略本非所长。即使真是他制订的条例，都不一定有可行性，何况是居正送来的“赝品”。
　　
　　看见大家手掌拍红，居正自己心中也感诧异：“中山先生这块牌子咋这好使呢？”于是，趁热打铁，他详细宣读了条例内容，与会者均无异议，由此条例得以顺利通过。
　　
　　这份《武昌军Z_F组织条例》的通过，终使黎元洪逐渐由纸幌子而变为肉傀儡，再由肉傀儡变成真“大王”。
　　
　　很快，黎元洪大权独揽，起义各省竟相仿效，为日后军人专政埋下伏笔，为祸不可谓不大。
　　
　　现在细读文件，我们还可发现，《条例》冠以“中华民**Z_F”，即把湖北军Z_F升格成中央Z_F，暴露出汤化龙等人的勃勃野心。
　　
　　根据这个《条例》，除军事归大都督一人独揽外，政事完全独立，尽归汤化龙。如此军民分治，大饼一人一半，汤议长可谓费尽心机。（10月25日，孙武到位。大家合议后，党人们发觉上当，另拟了一个《中华民国鄂军Z_F改订暂行条例》，从中扩大了党人事权，但已经不能动摇黎元洪的地位。）
　　
　　截止到11月16日，湖北军Z_F以鄂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出的电文不少：《传檄全国电》、《致海内士电》、《檄各督抚电》、《宣布满洲罪状檄》、《致满清Z_F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同时，都督府派人持照会遍送武汉各外国领馆，表示不会损害各国在华利益。
　　
　　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这些通电，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
　　
　　特别是《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揭露了满清一直以来以汉杀汉的阴险伎俩，揭示汉人兵将在清军中的低贱地位，“以满人为统御，以汉人供驱役。一旦有事，则披坚执锐，冒矢石，当前敌，断头流血者，皆汉人；而受殊勋、受上赏者，则满人也！”对那些误以为为满清效力等同于报效祖国的汉人将士，给与了鲜明的告诫。
　　
　　《致满清Z_F电》，则更旗帜鲜明，畅快淋漓地正告满清Z_F，应该认清大势，“急以保种为心，毋贪中原富厚之利，”敦促北京的小皇帝为避免招致灭族之惨祸，应该“消号归藩，称臣纳币”，极大宣泄了二百多年来汉民族的抑郁之气。
　　
　　为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武昌军Z_F条例》变为现实，在汤化龙等立宪派紧锣密鼓的活动下，他们导演了“祭天大典”，以昭示“光复大义”。
　　
　　中国人特别喜欢形式上的东西，在那个暮气沉沉的时代，这出大戏是必要的，可以给人们一种这样一种印象：黎元洪本人的就位以及军Z_F的成立，乃“应天顺人”的结果。
　　
　　1911年10月17日，祭天誓师大典在军Z_F前的阅马场举行。筑坛，设燎火，具太牢无酒之仪，坛上摆轩辕皇帝牌位，香案供玄酒，祭旗迎风，钟鼓齐鸣，可谓全套仪礼具足矣。
　　
　　黎元洪一身蓝呢戎装，汤化龙为导，谭人凤授旗剑，居正宣讲革命初衷，最后，由大戏主角黎元洪跪谈祝文：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我）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凡我汉族，一德一心，今当誓师命众……”
　　
　　视文内容慷慨激昂，文采飞扬，显然不再是李翊东那种学生兵能为，而是咨议局士绅们的手笔。
　　
　　特别是黎元洪读到“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的那一句时，小眼睛灼灼放光，大胖脸红光顿现，已经完全入戏，大有“一代伟人”的风采。
　　
　　而后，礼官朗读誓师辞，三军举枪鸣放，三呼万岁。
　　
　　临观军民，无不意志昂扬，热泪盈眶。
　　
　　黎元洪的这一次正式的登坛亮相，也表示出他本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下一条心。到这份上，他也只能死心踏地“革命”了。其间，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三番五次地“婉劝”，对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黎元洪本人原本就不是一个草包。主演祭天“大戏”后，湖北军Z_F的实权，渐渐为黎元洪所掌握。
　　
　　锦上添花。祭天大典的第二天，11月19日，革命军三路劲旅直杀刘家庙，把盘踞在那里的清军打得大败而逃。当地百姓纷纷手持农具参战，军民情绪高昂无限。
　　
　　当时的对阵形势，一直是革命军占上风。革命军的前身，皆是湖北新军，枪械粮食，子弹充足，特别是拥有一批德国克虏伯公司所造的新式大炮。而且，炮兵们皆为学堂科班出身，专业炮手持最新大炮，打得往往有炮无弹的清军哭爹喊娘，弃械而遁。
　　
　　大胜之后，革命军凯旋。武汉三镇布店中的红布红绸，被购买一空，全被制成大花英雄结。官兵们胸前一人挂一个，列队游行，军民同庆。
　　
　　此情此景，大部分党人和军民，皆相信清军不堪一击。但是，身为大都督的黎元洪，沙场宿将，反而心中保有难得的冷静和清醒。
　　他知道，张彪残部和各地巡防营不可怕，陆续南下的没有领头羊的清军也不算太强。而真正要人命的近畿陆军（袁世凯北洋系军队）一直没大动静，那才是最可怕的敌手。
　　
　　“诸位同志，大家不要只顾着庆祝，还要防止敌人的大举反攻啊……”
　　
　　军Z_F内喜气洋洋，上下欢天喜地，没什么人拿他的话当真。
　　
　　黎元洪起义以来一直被党人当作“摆设”，但他本人实际是一位在军界经验丰富的将领，知兵善驭，专业知识极强。
　　
　　黎元洪水师学堂科班出身，参加过实战，平素手不释卷，基本功扎实。1899年，法**官罗勃尔利到湖北参观，张彪摆宴款待。席间，法国佬问张彪几个军事问题，老张一个都答不出，倒是一旁陪坐的黎元洪娓娓道来，语惊四座。为此，罗勃尔利离鄂前，向张之洞盛赞黎元洪知兵晓战。
　　
　　在清廷 1905、1906年举办的两次秋季军事演习（秋操）中，黎元洪更是大出风头。特别是1906年在河南彰德的演习，清廷组成假想的“南军”、“北军”演习。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官，不仅在对抗演习中数战数胜，在射击、军容、战法等操演科目中，均拨得头筹。为此，他受清廷嘉奖，获赏顶带花翎。（秋操的“总统官”段祺瑞，后来在民国时反而“屈居”黎元洪大总统之下，作他的“总理”。）
　　
　　也正是在秋操中，黎元洪见识过北洋军健锐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能力。所以，他才对未来的战事大感忧虑。
　　
　　
　　
　　
　　辛亥革命长镜头——风起云涌独立潮
　　
　　武昌首义，枪响过后，立传回音——仅仅十二天后，湖南、陕西就发生了起义，宣布脱离满清独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Expensive City、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皆宣布独立。
　　
　　特别是湖南省的革命将士，独立后立刻派军队前往湖北，真枪实弹地支持革命主战场的革命军弟兄，表现卓越。
　　
　　而后，在武汉战局恶的不利情势下，江浙革命党人纵观横枪，一举攻克南京，使得岌岌可危的湖北革命局势大为改观，带来了崭新的转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起义绝对不是地域性的、局部地革命，而是影响深远的、在历史中引发核爆的一种全国性革命运动。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随着武昌革命的枪声而落下帷幕。共和M_Z的新观念，飓风一样，吹进古老的中国。
　　
　　自此而后，凡想以独夫皇帝面目出现的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笔者稍蘸笔墨，简单叙述一下几个重要省份独立的经过。
　　
　　它们分别是湖南、陕西、江西（九江）、山西、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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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旗卒尽被戕——西安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仅仅12天后，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与哥老会联手，发动西安起义。
　　
　　陕西一动，势连甘、豫、鲁，波延新、青、宁，影响甚巨。
　　
　　当初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光绪“西狩”到陕西，延途搜刮，横征暴殓。为了填饱“老佛爷”的肚子，陕西地方官只得拼命压榨陕西人民，千捐万税，巧取豪夺。彼时，洋人们也不消停，在抢夺西潼铁路路权的同时，垂涎石油等矿产，加紧经济入侵和宗教渗透。
　　
　　局势危急之下，以朱光照（佛兴）为首的知识分子首萌民族意识，又有于右任等革命士子慷慨激昂，鼓吹革命。哥老会等民间会党组织，不断在各地掀起抗捐抗税活动乃至武装起义。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深入新军、会党、刀客组织内部，扩大联合阵线。特别在新军中，党人不仅打入基层，而且从日本大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也进入新军充任中级官校。
　　
　　在革命气氛影响下，西安街上民谣四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与武昌起义前的态势一样，在西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流言，遍布坊间。
　　
　　为此，清Z_F惊惶异常，一边四处调旗兵增强西安城内满城的军力，一边抓紧加固防御工事。
　　
　　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会党首领30多人，聚合于西安城南的林家坟，决定武装起义。
　　
　　上午十点，战斗正式打响。由于当天是星期天，驻防军军官放假，满清护理巡抚、各司道官员以及一些参议官均在咨议局开会，来不及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在占领鼓楼制高点后，相继攻占了巡抚衙门和藩库。
　　
　　文瑞，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世袭男爵。这个人，在满洲Expensive City中，算条汉子，能文能武，驭下有方。在绥远、青州等地任上，他特别考虑旗人的生计民生，很有忧患感。到西安后，他兴学劝工，为旗民开设工厂，欲图满人自振。可惜，历史不给他机会，辛亥革命到来。他先是率旗兵进攻，被新军击败，回守满城顽抗。
　　
　　10月23日晨，打着“秦陇复汉军”大旗的基军在张凤翙指挥下进攻满城，文瑞与旗兵左翼到都统承燕、克蒙额等人悉心谋划，准备一决死战。
　　
　　两军合战，守城旗军约五千人，枪械精良，作战勇敢。新军气势更锐，兵不畏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
　　
　　满城东城楼，旗兵一百多人全部战死。未几，北城楼上的火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之下，数百旗兵化为肉泥。
　　
　　文瑞在交战之间，多次派人持函与革命军讲和，均遭拒绝。
　　
　　血战近一日，满城告陷。旗兵终夕巷战，近三千人死于战斗。其余旗兵，无一不为革命军刀枪下鬼。旗人妇孺，知道此前太平军的厉害，自忖难免于难，或投井，或上吊，或集体自焚，死者数千。满城余下旗人，皆被那些冲入街巷的、为民族义愤所激的新军士兵所杀。
　　
　　西安驻防八旗士兵，连同家属，共死亡两万多人。
　　
　　西安之役，也是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旗人被杀最多的一次。
　　
　　观此，倒是应了那一句：血债血偿！
　　
　　10月24日，又有千余旗兵从躲藏的地窖中冲出，想要复夺军装局，皆被革命军歼之无遗。
　　
　　文瑞见满城陷落，知已命难保，投井自杀。其副手承燕、克蒙额二人也拨枪自尽。
　　
　　西安的满族爷们，尽数战死，真让我们为这些有血性的汉子竖一竖大拇指。
　　
　　满清之灭，旗人文武官员能壮烈死事者，廖廖数人而已，惟西安文瑞、杭州朴寿（杭州将军）死状最烈，余皆怯懦小丑。反观汉官，殉清者甚众。无他，孔孟之书，教人以忠。虽属迂腐，诚可哀矜。
　　除西安外，辛亥革命中，所在地驻防八旗兵属死伤较为惨重的，还有福州、南京两地，其余地区旗兵，大多经谈判投降。那些人，日后在袁世凯“优待”条件下，生活平静，几与汉人无异（皇室更受优待），没有遭受任何大规模屠戮。
　　
　　由此，可见我们汉民族胸怀之宽广博大。
　　
　　西安光复后，秦陇底定。
　　
　　清廷大惊。武昌起义后，清廷原本想以陕甘为基地，准备大举重振锐气。岂料陕西义旗一竖，西北震动。惊惶过后，清廷立刻派兵从东西两路派河南、甘肃的清军进攻陕西，最终皆大败而退。
　　
　　
　　
　　兵不血刃定九江——江西（九江）起义及清朝海军起义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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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链接：
　　
　　由于本书主要内容围绕辛亥革命（武昌），故对于其它省市的起义描写从略。有关关涉的主要人物及其“下场”，在此简单交待一下。
　　
　　黎元洪：1912年1月，南京临时Z_F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1913年，同盟会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10月6日，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正式的副总统，兼任鄂督，但年底即被段祺瑞“请”到北京，被袁世凯安置在瀛台“优待”。1915年袁世凯称帝，封黎元洪为 “武义亲王”，黎不就，闭门谢客。1916年6月，袁世凯死，根据宪法，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随即，他与握实权的总理段祺瑞相争不休，导致引狼入室，张勋复辟，黎被迫下台。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的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又被拥上总统宝位，次年被曹锟挤下台。
　　
　　黎元洪下野后，尽心实业，造福桑梓。1928年，他忽患脑溢血去世。1935年底，国民Z_F为他在武昌卓刀泉举行国葬。
　　
　　“史无前例”大革命中，湖北红卫兵们刨坟掘墓，把这位著名老乡的遗体从棺材中弄出来，吊挂在树上，大叫“打倒历史F_G_M黎元洪”口号，堆火猛烧，锉骨扬灰，惨绝人寰。
　　
　　1981年，黎元洪坟墓被修复，但其中老黎的真身，已经灰飞烟灭。
　　共和元勋，如此下场，令人鼻酸。
　　
　　
　　汤化龙：此人一直是个政治骑墙派。汉阳失陷后，他随黄兴去上海避风。民国成立后，他一会入共和党，一会又为M_Z党干事长。1913年，他光选为众议院议长，鼎力支持袁世凯，并与梁启超一起组建进步党（实际上合并了M_Z党、共和党、统一党三党），与国民党抗衡。袁世凯欲称帝，时为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心灰意冷，大有上当受骗之感，在1905年潜往上海，参加讨袁活动。
　　
　　袁世凯死后，他重任众议院议长。1917年段祺瑞、黎元洪“府院之争”引来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以汤化龙为内务总长，但仅仅三个多月，汤化龙就被迫辞职。
　　
　　政治上失意后，他赴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心情郁闷。
　　
　　1918年9月10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为一国民党籍华人理发师王昌刺杀，一弹入腹，一弹自口入，洞穿脑袋，终年45岁。
　　
　　盛年伏尸海外，汤化龙遭遇也算一奇。
　　
　　刺杀汤化龙的王昌，是孙中山老乡。他杀汤化龙后从容离去，回到住处，对工友说：“我不愿在洋人法官面前受审，免得他们侮辱我们中国人的尊严！”言毕，拨枪自杀。
　　
　　王昌之所以要杀汤化龙，是因为他认定汤化龙美加之行目的，在于向六国银行团借款购买**支援段祺瑞Z_F，以此来进攻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护法Z_F”。
　　
　　王昌行刺，不排除受国民党幕后指使的可能。孙中山得知消息后，派人运送王昌灵柩回广州，以党礼葬之于黄花岗左侧，立坟建墓，至今仍存。
　　
　　王昌死年33岁，是获国民党党葬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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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降大任于斯人
　　
　　——---袁世凯出山
　　
　　
　　1910年11月1日，迫于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清廷不得不“屈尊枉驾”，重新起用袁世凯，以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统摄一切军政大权。
　　
　　授职电谕之中，有一条十分关键：“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大清宣统政要》卷四十）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热闹非凡。
　　
　　威赫的卤薄仪卫，清廷全部发还给袁世凯。飞虎旗、杏黄旗、青旗、青扇、雁翎刀、金黄棍、兽剑、旗枪、雏尾枪、皮槊，以及巨大的回避肃静牌，在漳德车站上形成了一条五彩耀目的甬道。
　　
　　河南抚院、藩臬两台官员，以及彰德府和各州县的大小官员，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官场殷勤的笑脸，向阳花一样朝着缓缓公府步的袁大总理转移。他们的随从仪卫，把小城挤得满满当当，填街塞巷，车马喧阗。
　　
　　鞭炮声中，锣鼓声，嘈杂而喜庆，引来了无数的百姓前来围观。
　　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大红顶子在冬阳下似火般腾焰。他身着黄马褂，麒麟补服，微笑着，不停环顾，颔首致意。
　　
　　几十名身材挺拔的小伙子，清一色直隶军装，身背德国毛瑟枪，左腰挂盘子炮，右边悬一彩鞘短剑，威风凛凛，紧随袁世凯。
　　
　　在这些亲兵卫队簇拥下，中间的袁世凯，更显气宇轩昂。
　　
　　三年的退隐生活，忽然中止，袁世凯似乎暂不能立刻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喧嚣。
　　
　　他脸上的微笑，僵硬，有些不自然……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北洋系的兴起以及袁世凯的“开缺回籍”
　　
　　笔者在这里不想写袁世凯传，故对他当年在朝鲜的英雄事迹，基本不着笔墨，也不泼污或增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我只从百日维新失败后他的发迹谈起，顺带讲讲北洋系的形成与壮大。
　　
　　北洋集团的形成，是历史上的一个怪事。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为此，慈禧派心腹荣禄建立“督办军务处”，想通过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取代从前因为“太平天国”之乱而地方坐大的勇营。
　　
　　慈禧这种努力，就是欲图夺回昔日从中央流向地方的军事大权。而且，她还想就此机会，制造出一个具有极大控制能力的满洲权贵阶层。
　　
　　由于袁世凯用起来得心应手，荣禄就派他去小站练兵。从此，就成为北洋集团的发端。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还派出满人荫昌，让他从旗人子弟中挑选精壮青年，入学天津武省学堂，储备日后的将校人才。
　　
　　从当时来讲，汉人练兵，满人选将。袁世凯在小站，荫昌在天津，相距不过几十里。
　　
　　显然，清廷对袁世凯和他的新建陆军不放心。
　　
　　慈禧老妇人的政治手腕，可谓出神入化。
　　
　　荣禄呢，他之所以看中袁世凯，就因为他是个无甚根基的汉人。这样的人，好使不说，破格提拔他，又会让他长存感恩之心。
　　
　　袁世凯本人，确实死心踏地为荣禄效力。继1897年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后，他接着凭在维新运动中的“智慧”，谋得了一个侍郎头衔。戊戌Z_B后，袁世凯向荣禄献计，要求把京畿地区五大军全部合编为“武卫军”，而且，他主动提出，要把他本人所创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
　　
　　如此一来，荣禄大喜，对袁世凯深加翼护。
　　
　　袁世凯呢，如此对荣禄的投其所好，本人也免去了清廷对他可能的进一步猜忌，同时让慈禧洋洋然找到了“中央集权”的感觉。
　　这样的高招，可谓一举好几得。
　　
　　1899年，山东闹起义和团，巡抚毓贤不能快速处理问题。见此，荣禄就保荐袁世凯为署理山东巡抚，派他去当地进行“快刀斩乱麻”的处理。
　　
　　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山东，看似离政治中心走远了一步，实则是袁世凯人生的大转折。
　　
　　从此，北洋系才由一个地方性纯军事团体，逐渐向军事政治集团转化。
　　
　　八国联军入侵后，张之洞等人策划 “东南互保”，深刻刺激了慈禧。稍把怒气掩藏，她开始处心积虑加紧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01年，慈禧自陕西回銮后，就下诏把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划归袁世凯所在的山东管辖。
　　
　　那么，荣禄生前手下的武卫军哪里去了？
　　
　　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基本打光；荣禄自统的中军，大部解体；董福祥的后军因洋人“参劾”，到西安后就被遣散（老董所部士兵不少人配合“义和团”，进攻北京洋人使馆，所以洋人恨之入骨）；宋庆的后军只剩下一半，而且装备十分落后。
　　
　　武卫五军之中，惟独袁世凯的右军完好无损。
　　
　　所以，慈禧回京，只能最大限度依靠这只没有受损的近代化新式军队，来维持京都防卫和治安。
　　
　　回京路上，由于袁世凯伺侯周到，竭尽“忠诚”，老太太满心高兴，赏他“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宠信有加。
　　
　　特别是庚子乱后，袁世凯对义和团雷厉风行的举措，更让慈禧老凤开颜：“此辈（义和团）如臭虫，孳生不绝，惟有芟夷净尽，方能遏其乱萌！”
　　
　　1902年1月，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练兵大臣，参预政务，代死去的李鸿章行权。6月，实授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有了这么好的“地势”，袁世凯借机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增加兵额。这一年，他把所训新军命名为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即由此来。
　　
　　在官场打滚多年，深知宦海深沉。为免清廷疑忌，袁世凯建议筹建练兵处，并推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于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奕劻任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
　　这个组合看似二满一汉，实际上真正的实权都在袁世凯心腹手中——总提调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冯国璋——这数人，皆是老袁的小站嫡系。
　　
　　趁日俄1904年狗咬狗在东北干仗的时候，袁世凯吓唬朝廷，表示说，一定要增加军饷，防御各处沿海沿河口隘，以免洋人借机窜入国内。
　　
　　清廷立刻照准。于是，他得以四处征募士兵，把北洋六镇创建完毕。除第一镇统制不是他的北洋系外，其余五镇，从上到下，皆为小站班底。
　　
　　在政界，徐世昌、赵秉钧、梁士诒、朱启钤、朱家宝、胡惟德、金邦平等人，皆是老袁心腹、眼线。这些各居要职，遍布主要的Z_F部门。
　　
　　由此，盘根错节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便宣告成型。
　　
　　袁世凯，绝对是一代政治大才。他不仅抓紧募兵，还特别注意培训军官。在送人去日本留学的同时，他次第在国内开办了许多军事专业学院。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大，袁世凯手下的中下级军官陆续晋升，新学生迅速补充到位。所有这些人，日后都深感他的栽培“私恩”。
　　
　　不仅军队大有起色，袁世凯还在北方创建了中国最早成体系的J_C部队，设置巡警学堂，开始经营近现代的城市管理。五大臣被炸事件后，他趁机奏建巡警部。日后得势的赵秉钧，正是此时由他推荐保任为巡警部侍郎，所以他才死心踏地为老袁办事。
　　
　　至于财权，袁世凯也不疏忽。他从盛宣怀手中拿过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国企”后，还垄断食盐销售，获取制币权，开创矿山、工厂，大征税利。纵观其行，可谓是吸全国之财，以供北洋练兵。
　　慈禧不傻，不动神色。
　　
　　她先看着袁世凯折腾，尽他表演。然后， 1906年，趁官制改革的时候，老太后开始逐渐削夺他的军权。
　　
　　慈禧先设陆军部，以袁世凯的对手铁良为尚书，一统全**政。
　　
　　袁世凯冰雪聪明，知道老妇人要玩阴的，马上以退为进，自己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立刻划归陆军部。
　　
　　1907年，慈禧“提升”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此举，实际上是想让他大龙离水，脱离直隶的老地盘。而且，为了从长计议，老妇人还把北洋军的筹饷权和学堂管辖权，皆划归陆军部。
　　
　　即便如此分解，北洋军的私人性已经成型。
　　
　　而且，北洋系的力量膨胀，遍控关隘——第一镇驻北京，第二镇驻直隶永平府及山海关，第三镇驻保定及奉天锦州府，第四镇驻天津小站，第五镇驻济南，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袁世凯本人，仅看他一手兼带的衔头，就可知其掌握了多少重要部门——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督办邮电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等等。
　　
　　慈禧虽对袁世凯有所警惕、控遏，但仍用“优礼”方法控制他，并没有真起杀心。毕竟，她还要倚重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力量。
　　
　　但是，慈禧一咽气，轮到摄政王载沣主政，风云突变。
　　
　　袁世凯脖子上的脑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监国伊始，立刻就想对袁世凯杀之而后快。
　　
　　隆裕太后，作为光绪帝的皇后，自然对袁世凯不会有什么好感，她基本同意载沣的意见。
　　
　　凡事要一步一步来。他们决定先驾空袁世凯。于是，朝中批裁折件等事，载沣全交予张之洞、世续等人办理，不让袁世凯插手。
　　
　　1908年12月2日，溥仪小娃娃即帝位，定明年为宣统元年。
　　
　　新帝登基，照例对大臣有“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
　　
　　这件小事，引起汉人御史江春霖不满。他上折表示，朝廷的优赏不当，还把庆王奕劻和袁世凯比拟为“宵小”。
　　
　　宗室成员善耆、载泽乘机进言载沣，认为慈禧太后一死，以后再无人能威摄袁世凯。如果不下手除掉他，异日祸不可测（这话说对了）。同时，他们暗中告知载沣说，外间有袁世凯企图拥推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的传闻。
　　
　　载沣闻之，怒从中起，他派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准备对老袁下手。
　　
　　为了行之有理，免遭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的责难，他找来庆王奕劻和张之洞商量。
　　
　　庆王马上摇头：“杀袁世凯，不是件难事。可是，杀他，罪名不彰，死不以罪。如果人杀了，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载沣听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
　　
　　他转眼望张之洞，希望老袁的这个“政敌”能帮自己。
　　
　　岂料，张之洞更加老成持重：“主少国疑，此时万不可轻易诛戮大臣！”
　　
　　这两个人不同意，载沣要杀要罪袁世凯，就变成一件十分难办的事情。
　　
　　当时的清朝，已有定例。所有谕旨，必须由军机大臣副署才能生效。可以想见，庆王奕劻、张之洞两个人不同意，那桐肯定也不同意（此位清人是袁世凯铁哥们儿）。至于世续、鹿传霖等官场老油子，更不见得在关键时刻会附合载沣。
　　
　　有人可能读至到此处，会生出疑问：谁都知道，庆王奕劻与袁世凯是一伙儿的，为什么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能容袁世凯，反而能容下奕劻呢？
　　
　　原来，在慈禧临死前，曾召庆亲王奕劻商量光绪死后接班皇帝的问题。
　　
　　当时，这位王爷一看已经拟好的诏书，发现上面写着立溥仪为“大阿哥”，承继同治皇帝（慈禧亲儿子）的帝位。
　　
　　为此，奕劻恳请慈禧，建议在诏书上添加溥仪“兼祧皇帝（光绪帝）”，也就是说，要溥仪同时承继光绪帝的帝胤。
　　
　　奕劻哀求再三，慈禧才肯。
　　
　　这一点，对日后的隆裕太后意义重大——当时作为光绪皇后的隆裕太后，有了溥仪兼祧光绪帝的名号，她才能在溥仪为帝后自动拥有“太后”的尊号。
　　
　　封建时代，特别讲求名份。没有当时庆王奕劻在慈禧病床前力争，隆裕太后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成为“皇太后”。
　　
　　所以，出于对庆亲王奕劻的感恩之情，隆裕太后一直不同意载沣扳倒庆王。
　　
　　其实，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载沣此人没有什么大政治家的手腕，他不过是满清皇室宫墙的富贵鸟而已。
　　
　　如果载沣刚忍有断，敢于打破副署的成例，当时杀袁世凯，简直太容易不过。载沣大可以趁袁世凯入宫觐见的时候，遣一戈什哈上前，就可以要他颈上人头。此事一成，树倒猢狲散，北洋系不见得能一时间会对清廷怎么样。
　　
　　优柔寡断的载沣，当然没这份底气。谕旨修改了多次，最终下旨，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而赶袁世凯的理由，也没有宣布“罪行”，只是说他“现患足疾，步履艰难。”
　　
　　袁世凯真有“足疾”（腿病）吗？
　　
　　真有。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袁世凯过50虚岁大寿。为此，慈禧赏他金佛、寿字、如意、蟒衣以及御酒等物，很示隆宠。京城内外百官，趋炎附势，多有馈赠。庆王奕劻的儿子载振送大礼，在礼单上落款“盟弟”二字。
　　
　　当时，还是那位专门和袁世凯过不去的御史江春霖专门上奏，指斥袁世凯借祝寿为名，广收财物，结党舞弊，搅权营私。特别是载振这样的满人宗室与汉人联谱拜把子，有违王章。
　　
　　老妇人慈禧闻之震怒，唤袁世凯入宫，痛加训斥。
　　
　　甭看慈禧是个脖子已下都已经入土的老棺材瓤子，但权力就是大砍刀，她还可以张嘴就要袁世凯的性命。
　　
　　经此申斥，袁世凯吓得胆肝俱裂。
　　
　　他谢罪后出宫，惊惶失措，恍惚中一下子从大台阶子上摔落，跌伤了右大腿，成为“地不平”。
　　
　　载沣摄政后，袁世凯继续伪装“残疾”，韬光养晦。
　　
　　每次入朝，他都要两个人扶着，一瘸一拐。
　　
　　这样一来，正好成了他政敌载沣把他开缺回籍的大借口。
　　
　　张之洞思多年交情，劝过载沣下朝后，他就派人“委婉”表达了隆裕太后和载沣的意思。庆王奕劻更积极，他对常年孝敬他的袁世凯深为关心，让人劝他赶紧回家“休息”。
　　
　　袁世凯如受惊之兔，即刻窜往天津。
　　
　　本来，他想先到天津，然后从那里坐船，逃亡日本去“政治避难”。
　　
　　岂料，在天津当直隶总督的杨士骧闻讯，马上派儿子出面，劝袁世凯赶紧回京遵旨回原籍：
　　
　　“如果大人您在国丧期间擅除缟素，又不遵旨，一旦太后有旨拿您回京法办，我父亲也罩不住您！”
　　
　　言语之间，充满冰冷的威胁。
　　
　　杨士骧兄弟三人，在清末一直得力于袁世凯“照顾”。关键时刻，他们如此冷淡寡情，可见官场人情之薄。
　　
　　于是，1906年1月6日，冷风之中，袁世凯从北京凄然回到老家。
　　
　　
　　保住了项上大脑袋，其实已经是当时最大的万幸。
　　
　　倘若载沣有他满清先世千分之一的杀伐胆识和果断，袁世凯定难逃过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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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观天下“抱膝吟”——袁世凯洹水“钓鱼”
　　
　　早在几年前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那热火浇油的旺盛关口，人们皆赞夸他日后功业必在李鸿章之上。
　　
　　但当时，袁世凯心中已有隐忧，他曾写信给哥哥袁世勋，表示说：“……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慈禧）之眷宠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指戊戌Z_B中袁世凯的归危倒戈），则弟之位置必不保……太后苛有不测（指慈禧如果病死），弟即辞官归隐。明哲保身，古有明训，弟已计之熟矣！”
　　
　　袁世凯当时口头那样说，但官场权力太诱人，真正历史上处于上升阶段能自己急流勇退的，太过稀少。
　　
　　袁世凯也不能免俗。
　　
　　如果不是载沣等人以皇帝谕令勒令他“回籍养疴”，他肯定赖在北京不走。
　　
　　日后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书中，大凡一提袁世凯回老家“养病”，众口一词，无不说他阴险老辣，都讲他无时无刻不在谋划东山复起。
　　
　　凡此种种，皆为彰显袁世凯的大阴大贼。
　　
　　其实，老袁初归山林，很以保全首项为幸，没一点想再冒头招祸的心思。
　　
　　观《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共存他748封信函，收信者上至庆王、各地督抚大员，下至州县官员、师友亲朋，其中625封中，他都一再言及他是辞官“养疾”，反复解释自己“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
　　
　　下野的袁世凯，已经向外人明白无误地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回老家后，袁世凯确实大笔银子洒出，十分投入地经营他退休后的居地。
　　
　　洹上村，位于彰德北门外，因临洹水（又名安阳河）而得名。袁世凯回河南后，先居于辉县。辉县有天下闻名的百泉、苏门等胜迹，嵯峨苍翠，清流见底，是历史上阮籍、二程、耶律楚材等人的隐居地。
　　
　　辉县风光虽好，住宅与交通皆不如洹上村方便。
　　
　　在洹上村，袁世凯有一处总面积达200多亩的大别墅。堂榭壮丽，园林缀于其间，正好供他八个妻妾以及一大家子人住。
　　
　　在这里，他终日与文人墨客吟风涌月，歌酒唱和，听莺钓鱼，确实享尽一时风雅。
　　
　　闲暇之余，袁世凯经营实业，广辟宅第，书写《家训》，闭门课子。
　　
　　袁世凯本来就是文人出身，在洹上村，他还真写了不少诗歌，现存袁克定所载的《洹封逸兴》，就有老袁诗歌22首。（刊行的放入《圭塘唱和诗》中，圭塘是他洹水别墅中一座小桥的名字。）
　　
　　读袁世凯的诗，笔者深喜其中这一首《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飧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闲元野鹤间，这种消极自保的人生态度，往往于诗中有不经意的流露。
　　
　　当然，日后人们一讲他在彰德隐居，总提他在洹上村架设电台一事，似乎他一直居心叵测地在幕后操控北洋系统。
　　
　　这一说法，源自他女儿袁静雪的一篇回忆文章，日后千抄百引，成为定论：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
　　
　　但是，仔细查看袁世凯二儿子袁克定所撰的《辛丙秘苑》，在这份回忆中，袁克定只讲洹上村的袁世凯家人中“有司电报者”，也就是说，确实专门有人负责接答电报，但他们父子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转交。
　　
　　可想而知，袁世凯当时一个避祸的下野官员，力图韬光养晦，他不可能蠢到在家里弄台发报机。
　　
　　袁克定是成年人，而当时的袁静雪，才12岁，她50多年后再回忆老父，自然受记忆和时局的影响。
　　
　　二袁的回忆，应该哥哥的更可靠些。
　　
　　不仅当时清Z_F有制度严格规定电台是“官办”，且查看袁世凯出山前所有要紧往来文字，皆大多呈信函方式，所以，“电报”操控大局一说，实是谬误。
　　
　　可能有人还问，袁世凯老家是河南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那里呢？
　　
　　1902年，以直隶总督之贵的身份，袁世凯奉已获正一品封典的生母灵柩回项城安葬，却遭到他那嫡传长门的二哥袁世敦等宗族正嫡的挫辱。故而，当时他就发誓：再不回项城老家。
　　
　　梳理羽毛作水上闲鹤之际，袁世凯密切关注天下事。当然，其间也有“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的牢骚。
　　
　　他《登楼》一诗，更表达了他不堪寂寞的心境：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闲云流水中，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抢米风潮肆起，起义迭兴。而且，立宪派大张旗鼓争取权力，保路运动方兴未艾……
　　
　　天下愈乱，袁世凯复出的念头愈强烈。这个时候，他诗中对时局的隐忧和复出欲望就跃然纸上：
　　
　　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源任我求。
　　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遇愧留侯。
　　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
　　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
　　
　　《次张馨庵都转赋怀见示韵》（张馨庵，即是张镇芳，袁世凯表弟）
　　
　　不仅诗歌、信函往来，不少朝野人士也亲自来洹水与他欢唔。据统计，在他隐居期间，共有60多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以及北洋旧部来访，部院大臣如端方、唐绍仪，督抚如袁树勋、周馥，北洋旧部有王士珍、段芝贵等。
　　
　　国势愈紧，呼吁袁世凯出山的声音就越高。
　　
　　1911年初看，立宪派在张謇等人倡议下，多次要求朝廷重新启用“知名者”、“有学问阅历者”来担当国事。
　　
　　虽不提名道姓，大家都知道是指袁世凯。
　　
　　社会舆论也跟风，各地报刊大量报道或制造清廷要袁世凯出山的“新闻”。
　　
　　对此一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为所动。他稳坐洹山，以钓天下大鱼，直到武昌革命爆发那一刻。
　　
　　为了把戏演得真，他让人为自己拍了几幅披蓑钓鱼图，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以“彰显”自己的高蹈出世之心，并作《自题鱼舟写真二首》：
　　
　　其一：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其实，他演戏做到这份儿上，就有点过了。
　　
　　袁世凯此人，一生不信神佛，偏偏迷信星相卜筮和堪舆。有个汲县盲人为他批八字，得到的卜象是：“辛亥八月官象动”，就说他在辛亥年后，官会越作越大。老袁当时很高兴，赏他十个银元，许诺说，“如果算得准，定有厚报”。日后，袁世凯在北京当上民国大总统，瞎子找上门。老袁不念前言，立赏大洋一千。当然，他日后倒霉，也是倒在这种堪舆小术上。他大儿子袁克定说，为了冲掉袁家人活不过60岁那道坎儿的霉运，必须有人当“皇上”才成。结果呢，袁世凯当了“皇上”，仍没有迈过60岁大关。
　　
　　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至恒上村时，老袁正在做寿（阴历八月二十，在辛亥那年的阳历，恰好是10月11日）。
　　
　　闻听湖北乱起，一座皆惊。
　　
　　袁世凯立刻让人撤去酒宴，挥退戏子。然后，他摆下茶围，与来客共谈国事。
　　
　　他强调，大家是谈，不能说“商”。
　　
　　在座诸人，你一言我一语，大抵都讲，武昌叛逆不过数营，瑞澂、张彪定能制服叛逆。有人说，革命头子孙中山、黄兴都不在湖北，叛逆之人群龙无首，定不能成事。还有人讲，武昌是乱兵哗变，志在哄抢，一俟大军压境，必然随之消亡。
　　
　　袁世凯不言语，静听诸人发言。良久，他徐徐道：
　　
　　“武昌之乱，不比长毛（太平天国）。摄政王乃一高墙内养成的王爷，未经世事；瑞澂、张彪二人，皆平庸之辈，安能镇乱！”
　　
　　听老袁如此说，立刻有人奉承：“如此说，天下大事，非袁宫保您出面不行！”
　　
　　袁世凯仰头一笑，连忙摆手：“不要这样说！今日只谈风月，莫论国事……”
　　
　　武昌炮声隆，洹上欣喜起。
　　
　　于袁世凯而言，他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机遇，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坐看中原鹿正肥——袁世凯出山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十个字，乃袁世凯13岁时所作一联。毛头少年，既以潜龙自诩，又以逐鹿自励，果真不是凡人。
　　
　　武昌起义两天后，清廷电谕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手下人听说后，都兴冲冲进门，前来道贺。
　　
　　老袁眉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信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多年宦海浮沉，使他深知藏而不露、等待时机的重要性。
　　
　　而北京的朝廷，在起义初始阶段，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武昌枪声响过之后，最惶急的，莫过是北京的清廷。
　　
　　当时，内阁廷议，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处理瑞澂，一个是如何去平息武昌的起义。
　　
　　由于托人送钱走关系，加上本人与清廷的最高层都有“关系”，瑞澂该杀头的大罪，最后落个“戴罪立功”的微小处分。而在如何处理武昌起义问题上，大家一致主张以剿战去平定。
　　
　　人也杀了，城也占了，兵也反了，不剿不行。
　　
　　剿平武昌的人选，当时有两个——袁世凯和荫昌。
　　
　　如果凭资历，袁世凯一个，能顶荫昌五百个。但事实明摆着，载沣两年多前没杀他就不错，现在临乱马上把他拎出来，清廷很没面子。
　　
　　面子不说，对袁世凯的疑忌最关键。
　　
　　武昌汉人造反，如果派袁世凯这么个汉人去平灭，载沣等人思来想去，怎么也能放心。
　　
　　既然如此，只有派荫昌去当统师。
　　
　　荫昌（1859-1934），字五楼（后改午楼），满洲正白旗人。这位满人，才学不错，国子监生出身，早年就读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后，他曾去德国陆军深造，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私交甚笃。（威廉二世也是个倒霉蛋，一战后跑到荷兰，一直被协约国当战犯通辑）。所以，看荫昌的戎装照片，像极了德**官，连唇上的胡子都是德国式。
　　
　　花花公子出身，荫昌学不用功，德文口语很差。1877年，清廷派刘鸿锡出使德国，荫昌当翻译，一路根本弄不懂德国人说啥，气得刘大人把他“三等翻译官”降为“四等”。1884年，许景澄出使德国，荫昌跟了去，德文仍不过关，就被留在当地的军校学习。学成后，他进入北洋新军。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的时候，荫昌以学堂翻译教习的身份，终于得入李大人法眼，做到武备学堂总办的职位。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请荫昌推荐人才。这位公子挺有慧眼，就把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和梁华殿推荐出去，日后的“北洋三杰”，全在其中。
　　
　　1900年，荫昌还在袁世凯手下的山东办理过军务，与义和团打过仗。1901年，他出任德国公使。1906年，他任清廷陆军部右侍郎。1907年，荫昌主持会校清军秋操。1908年，宣统帝继位后，荫昌出使德国，在宴会上与老哥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皇畅饮欢言，出尽风头。
　　
　　载沣当初要杀袁世凯的时候，出于私交情谊，荫昌为袁世凯说过不少好话。
　　
　　从性格上讲，荫昌是个新派人物，早在留学时就剪了辫子。所以，他每见慈禧太后，总要接个假辫子才行。
　　
　　在满洲贵族中，荫昌这个人算是个“大好人”，但军事上他完全不行。此前他在山东袁世凯手下和义和团打仗的“经验”，跟打猎差不多，根本没有真正经历过战阵。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荫昌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即便如此，摄政王载沣宁可信任满人荫昌，而非汉人袁世凯。
　　
　　清廷很把武昌起义当大事来处理。定下统帅人选后，谕旨频下，在调两镇陆军速赴战区的同时，又派萨镇冰督水军协战。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军新军有九个镇在北方，其中不少精锐正集中在河北永平准备演练“秋操”。此次军事大典，本来是载沣想显摆新成立“皇家禁卫军”威力的。
　　
　　载沣当权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除了任命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外，惟一的“实事”，就是建立皇家禁卫军。
　　
　　武昌枪响，显摆皇家禁卫军的机会就没了。但是，由于清朝的陆军精锐尽在永平，大可派那些人乘火车直奔武汉战场。当然，江北提督段祺瑞，还可以率领江浦混成协坐船去，那样会更快些。
　　
　　载沣信不过南方的军队，又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心腹，没有同意。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近畿陆军或河南新军中马上抽人赶赴武昌，那样比永平新军更快。但庆王奕劻怕载沣的弟弟载涛趁军队调拨的机会，用城内的禁卫军先把自己给“解决”了，坚执不可。结果，奕劻调来自己信得过的姜桂题目的武卫军把守京城九门，顺便保卫他自己的庆亲王王府。
　　
　　满清高层窝里斗，造成决策延搁和失误。
　　
　　最终，清廷还是决定从永平调军去武昌镇压。
　　
　　荫昌本人坐火车先去。随后，朝廷抽兵，组成两个军，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第六镇的混成第一协组成，荫昌自任“总统官”。第二军的“总统官”是冯国璋，他率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以及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赶往武昌扑火。
　　
　　荫昌这个人，好玩不正经。他脚登德国长统靴，身穿中式缎袍，嘴里唱着京剧《战太平》的歌词儿，拿着身板架式上了火车（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当时，荫昌非常轻敌。清军水陆并进，阵势之么大，平灭武昌几个叛党，看似很容易。为此，这个半老少爷大有“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意头。
　　
　　10月15日，荫昌在彰德下车，拜见袁世凯问计，显得很有得胜的信心。
　　
　　袁世凯劝他：“湖北方面，有黎元洪为将，千万不可小视！”他建议荫昌小心，切勿轻易出战。
　　
　　荫昌与袁世凯关系甚好。特别是摄政王得权后，袁世凯得保人头，荫昌出过大力，为此袁府上下视他为“恩上”。
　　
　　袁世凯如此劝说，绝对不是发阴使坏，而是真正掏心窝子为荫昌好。
　　
　　而荫昌呢，二百五性格。他经老袁一劝，由极端乐观变成了十分悲观，从谨慎变成了磨蹭。
　　
　　所以，一直到10月17日，荫昌也没有组织清军进行任何象样的进攻。
　　
　　最早到达武汉的，只有清军的新军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四标。
　　
　　正在舰上避风的瑞澂听说只有两标人马赶到，心里更虚。
　　
　　为了将功赎罪，他还是马上命令这两标人马进攻。
　　
　　但是，荫昌事先有令，一定要等大部队集结完毕后，各部才能发起进攻，以求万全。
　　
　　10月18日，在汉口附近，已经有清军的一个混成协和两标人马，荫昌仍不下令进攻。
　　
　　他本人“持重”，革命军却先发制人。
　　
　　排炮轰鸣中，革命军在刘家庙打得清军屁滚尿流，夺取了大批枪炮辎重。
　　
　　这时候，人在信阳的荫昌心内有些慌。
　　
　　由于调度无方，铁道挤塞，弹药未及时运送，荫昌与那些军中“留学生”出身的军官、顾问们，一时间感到脑袋都大。
　　
　　等到新军强大的第四镇开到前线，武昌起义，已经到了第十天。
　　10月23日，荫昌把指挥部从信阳前伸到孝感，巡洋舰海琛号，也把大炮瞄准了革命军。
　　
　　但是，事已至此，一切都似乎太晚了。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军机，10月22日，湖南独立；当天，陕西独立；过了两天，九江响起革命枪声……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了倒塌的过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0月27日之前，荫昌所统的大批清军，对革命军没能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张彪残部自不必讲，河南的巡防军反而向革命军投降，真是雪上加霜……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没有别的办法，清廷只能起用袁世凯。
　　眼看中国局势渐乱，怕威胁到各自的在华利益，洋人们出来说话，纷纷要求清廷把袁世凯请出来主事。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法国代表，还有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此人在朝鲜时就与老袁是好友），以及洋人的驻京公使团，一致要求袁世凯出山，并专门派人入宫传达清晰的信息——希望袁世凯以“皇权执行者”的身份出来。（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
　　
　　在清廷内部，本来就与袁世凯一气相通的庆王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这下子底气更足，他们一起对载沣施压，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
　　
　　急火攻心下，摄政王载沣没辙了，他忍泪屈从，并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这样主张，就照你们的办，日后有事发生，请不要推卸责任！”
　　
　　这位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为座右铭的摄政王爷，终于在泪水中完全暴露了他的怯懦与无能。
　　
　　载沣这边愿意了，袁世凯那边没那么容易。
　　
　　
　　该拿捏的时候，一定要捏足了谱儿。
　　
　　老袁上折推说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袁世凯声称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
　　
　　你载沣不是从前以“足疾”开我回籍吗，今天，我老袁身上毛病更多了。
　　
　　当然，袁世凯在吐喷胸中郁气时，也给载沣留个退步——只要病好，我一定出山。
　　
　　这就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步――湖广总督，官太小。不干。
　　
　　老袁其实啥事没有，他大馒头一顿吃五个，精神十足。
　　
　　见关子卖得差不多了，他再讨价还价（致电内阁）：给枪给钱，按我的意思安排人。
　　
　　于是，王士珍、冯国璋、段艺贵、段祺瑞等北洋嫡系，一时到位。
　　
　　清廷已经答应了这么多条件，老袁该出山了吧。
　　
　　不！他仍旧“抱膝长吟。”
　　
　　清廷派来彰德劝说就任的徐世昌，本来就是袁世凯心腹。他来见袁世凯后，不仅没苦口婆心劝老友立刻赴任，还给他出了不少要大价码的主意。
　　
　　如此，袁世凯摆出了六大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
　　4，解除党禁；
　　5，需委以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
　　
　　上述六条，哪条不答应，老袁绝不出山。
　　
　　这六条条件真厉害，不仅使得袁世凯人前人后、敌方我方作足好人，也彻底把皇族架空。
　　
　　载沣答应吗？绝对不答应！暂时的绝对不答应！
　　
　　眼见全国各省纷纷独立，火越烧越旺，摄政王载沣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
　　
　　10月27日，朝廷发电谕，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全权指挥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指手划脚“遥制”。
　　
　　这下老袁该出山了吧！还不！
　　
　　10月27日，滇西腾越革命；10月29日，山西太原独立，巡抚陆钟琦与其子被杀。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军滦州，与蓝天蔚等人通电清廷，要求免斥“皇族内阁”，速开国会；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推蔡锷为云南都督；31日，江西南昌光复。
　　
　　忧恐惶急之下，载沣在10月30日连发四道“上谕”，表示要释放“国事犯”，真正施行“宪政”，并落实组织“责任内阁”。
　　同时，他与隆裕太后商量，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往热河（“北狩”）。
　　
　　很怕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跑了没东西可玩，袁世凯连忙上书制止，表示自己要“出山”。
　　
　　10月31日，袁世凯到达信阳。
　　
　　11月1日，清廷下达谕旨，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到电报，袁世凯终于长吁一口气，笑了，大笑了。
　　
　　这一天，他赶至湖北孝感，作坐镇指挥的姿态。
　　
　　载沣等人，不让他在湖北呆着，心急火燎请他入京主事。
　　
　　袁世凯仍旧推辞，表示自己的“总理大臣”一职不是公推，不敢奉诏就任。
　　
　　11月8日，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正式推举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此电文，袁世凯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自率卫队北上，于11月3日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
　　
　　这样一来，“皇爹”摄政王载沣实权皆无，该袁世凯当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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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抛与鄂江潮——革命军在阳夏战争中的重挫
　　
　　暂放下袁世凯，我们看看武汉的战事进展。
　　
　　当老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北洋集团在武汉前线的官兵吃了定心丸，开始出手动真格的了。
　　
　　此前，黎元洪三番五次指示各军加强守备，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在刘家庙阵地，革命军官兵们仍然沉没在大捷的喜悦中，没把清军当盘菜。
　　
　　隆隆大炮，忽然齐放，北洋炮兵开始发威。一时间，刘家庙阵地上血肉横飞，革命军士兵牺牲甚众。特别是革命军的炮兵阵地，在北洋炮火的精确打击下，弹药库爆炸，巨响连连。
　　
　　没有多久，清军陆军开始进攻，打得革命军措手不及。
　　
　　巨压下，革命军被迫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守至三道桥——姑嫂树一线喘息。
　　
　　这时候，清军水师开始发威，用舰炮对革命军展开了十多轮轰击，对革命军炮军阵地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和压迫。
　　
　　一批又一批革命士兵，倒在血泊之中。
　　
　　于是，双方开始冲锋和反冲锋，拼死肉搏。
　　
　　无论是革命军还是北洋军，他们都是来自经受过最新军事训练的新军（革命军中有部分新募士兵）。双方各持新式武器，殊死战斗，无畏无惧，杀得你死我活，展现了新式军人的勇气和斗志，确实都值得赞许。
　　
　　毕竟北洋军人多势众又有无尽的弹药增援。近中午时分，革命军的刘家庙阵地失守。
　　
　　第二天，10月28日，北洋军乘胜，直杀汉口。
　　
　　这个时间段，已经是“阳夏战争”的后期。
　　
　　北洋军、革命军双方的正式交手，从10月12日开始，在汉阳、汉口一带，持续了40多天的战斗，其实是武昌起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史称“阳夏战争”―――汉口古称“夏口”，所以称汉阳、汉口之战为“阳夏战争。”
　　
　　到了十月底，战争进入北洋军得势的阶段。在汉口外围，北洋军势如破竹，把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
　　
　　进入市区后，北洋军新式武器不得施威，又不熟悉地形，一路遭到革命军节节阻击，双方浴血巷战。
　　
　　在战斗中，多位辛亥首义英雄，如炮队孟华臣、工程队李忠孝、步队谢元恺等人，皆英勇阵亡。
　　
　　武昌起义关键时刻在楚望台上曾立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仍勃勃不屈，大骂而死。
　　
　　见三天两夜都攻不下汉口，冯国璋大怒，下令士兵纵火。
　　
　　大火之下，烈焰铺及三十多里，无数百姓葬身火海，遍地皆焦。最后仅存者，下惟花楼一带，上惟硚口一带，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下路因为邻近洋人租界，清军不敢纵火；上路因为清军想据之为巢穴，所以幸免于难）
　　
　　乘借火势，北洋军攻陷汉口。
　　
　　在此危机时刻，一个人出现在武昌。革命军众人，眼前一亮，似乎大救星来到。
　　
　　他，就是黄兴。
　　
　　作为享誉华人世界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的到来，无异于为革命军注入一支强心剂。
　　
　　看到黄兴，喜得黎元洪拉着他的手大叫：“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
　　
　　于是，武昌城内，四处有士兵走马，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
　　“黄兴到！”
　　
　　欢呼之声，响彻数里。
　　
　　黄兴真顶事吗？未必。
　　
　　这位爷，多年来出生入死，四处参加起义，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仍败……最近的一次，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死了百十人不说，他本人还被打断一根手指。
　　
　　黄兴到后，革命同志情绪高昂，居正等人欲推他为两湖大都督，想把他超升于黎元洪之上。
　　
　　吴兆麟顾大局，认为此议可能导致内部分裂，不如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此议，黎元洪赞成，汤化龙也赞成。凡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均对黎元洪此时的表现大加首肯，认为他“深明大义”。其实，据笔者忖度，老黎不那么简单。
　　
　　黄兴名气再大，书生而已，最多指挥过百十号人马、几十条枪，根本没有真正的军事指挥能力。反观他的对手，那可是冯国璋冯爷。这位北洋军爷，武备学堂出身，是淮军名将聂士成手下勇将，曾在朝鲜与日军死拼过，又是小站练兵的好手。他的军事才能，远超黄兴之上。
　　
　　黎元洪以秀才黄兴主持军事，显衬出他心机老辣的一面。
　　
　　为此，他大办仪式，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如此一来，黄兴再重要，也是黎元洪手下大将（老黎是“刘邦”，黄兴是“韩信”）。
　　
　　主次判然而分。
　　
　　傻乎乎的黄兴，带着兴致勃勃的革命军，进抵汉阳。
　　
　　
　　他来了，冯国璋也来了。
　　
　　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的一势，太过重要。
　　
　　于革命军而言，还有好消息传来。11月6日，前来增援的湘军雪中送炭，王隆中所率湘军第一协赶到汉阳增援。11月9日，甘兴典率湘军第二协赶来。
　　
　　兵力大增之余，各省纷纷独立消息频传，人心大奋。
　　
　　接下来，在汉阳防卫战的布署方面，黄兴却与武昌军务部三位军爷发生了矛盾。
　　
　　军务部主持战略的三个人，是著名的“首义三武”——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
　　
　　孙武湖北人，当然对湖南人黄兴心存芥蒂。
　　
　　黄兴认为应该把守军全部布置在汉阳正面，侧翼派出少量军力作牵制皆可。
　　
　　孙武对此不屑。他认为新沟是蔡甸咽喉，蔡甸是汉阳门户，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布置重兵。
　　
　　黄兴不予采纳。
　　
　　孙武人品虽不是很好，但他的见解比黄兴高。
　　
　　虽然孙武见识高，但黄兴是“战时总司令”，说了算。
　　
　　冯国璋的想法，与孙武不谋而合。他对汉阳的作战计划，就是声东击西。先绕路猛击蔡甸、新沟二地，然后从侧面闪击汉阳。
　　
　　结果，不用多说，等黄兴缓过神来，得知蔡甸、新沟两地的敌军是北洋主力时，大势已去。
　　
　　汉阳岌岌可危！
　　
　　
　　事已至此，只能想出奇制胜的招数了。
　　
　　于是，黄兴黄大胆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反攻汉口！
　　
　　这个提议，其实是来武汉的一个日本人大元为黄兴出的主意。恰好当时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的消息传来，为鼓舞士气，黄兴采纳此建议，并为同盟会党人所赞成。
　　
　　不仅这样建议，黄兴还就要这样做。作为子弟兵的湖南二协湘军，正可担当主攻任务。
　　
　　黎元洪思前想后，勉强答应了黄兴的要求。他准备在黄兴攻汉口时，派出武昌部队，由汉阳门渡江，攻击汉口正面。
　　
　　老黎想的也周全。此次奇袭得胜，自然他黎元洪大都督功劳莫浅；如果失败，肯定有黄大胆顶缸。
　　
　　孙武冷眼相观，不置可否。
　　
　　此招出奇，真差一点就制胜。
　　
　　11月16日晚，乘大雨滂沱之际，由湘一标打头阵，首攻五里墩。
　　
　　歪打正着，清军丝毫无备。由于天气寒冷，清军绝大多数人都躲在民房里面烤火取暖，根本没有注意喧哗而进的革命军士兵。
　　
　　革命军如入无人之境，一口气推入汉口城内。
　　
　　黄兴本人骑高头大马，高举雪亮指挥刀，在河堤上往来驰骋，为士兵鼓气。
　　
　　深谙军事的冯国璋，绝没意料革命军有这种反规则的绝招儿，惊吓得够呛。
　　
　　定下心神后，他连忙安排各部步步为营防守，并请在孝感的段祺瑞派人来增援。
　　
　　更悬的是，革命军一支敢死队，已经杀到冯国璋指挥部所在的迎宾馆。可惜，这些人并不知道此处是北洋军司令部，袭扰了一阵就杀向他方。如果他们尽死力进攻，当时老冯非死即伤，还可能当俘虏。如果那样，我们今天就看不见冯巩说相声了。
　　
　　战至午夜三点，北洋军终于缓过神来，在江岸排定重机枪，横扫革命军士兵，终于阻截住湘军一协的进攻。
　　
　　由于黎元洪答应的武昌部队一直没加入战斗，湘一协孤掌难鸣。
　　反观北洋，援军越来越多。
　　
　　湘二协本身战斗力不行，又在后面互相争抢吃食，一下子炸了营，继而波及到已经打得人困马乏的湘一协。
　　
　　两协湘军，兵败如山倒，一口气败下阵来，纷纷往江边逃跑。
　　事前，黄兴搞那套“破釜沉舟”的纸上谈兵，把原先设在河上的浮桥拆掉，本意是鼓舞士气，有进无退。结果，革命军士兵退却的时候，发现没有桥，好多人心慌意乱，溃兵争渡间，掉入江中淹死了不少。
　　
　　北洋军还没有从被打蒙的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看到革命军玩命退却，一下子跑回江那边，均感莫明其妙，不少清军军官认为是革命军搞诱兵之计，下令士兵停止追击。
　　
　　他们边搜索边行进，给了革命军士兵不少逃命的机会。
　　
　　此次战役，革命军方面，连兵带官，损失千余人，可谓伤亡惨重。
　　汉口反攻没得手，汉阳就更保不住。
　　
　　从11月19日到11月24日，接连5日，北洋军猛攻汉阳。
　　
　　革命军士兵殊死战斗，仍旧不敌。最要紧关头，湘军一协王隆中部抵不住，率先退回武昌。未几，这些完全失掉胜利信心的湘军，竟然不顾他们的老乡黄兴，分堆分批离军，逃回湖南老家去。
　　敢死队，肉搏战，一寸土地一淌血。
　　
　　所有这些，都没有用。在付出伤亡数千的代价后，革命军溃不能支。
　　
　　11月27日，汉阳失守。
　　
　　黄兴忧愤交加，想当场自杀，为同志劝阻。
　　
　　武昌军Z_F紧急开会，商讨对策。
　　
　　败退后的黄兴，怒气满胸。在会场上，他高声指责军官执行命令不力，没有贯彻作战计划。
　　
　　见黄兴大败后脾气还如许大，军Z_F内部不少人勃然而怒，纷纷拍案而起，不客气地指斥黄兴指挥无能。
　　
　　由于每人面前都有条桌子，拍案争吵，响彻屋宇（邓汉祥《武昌首义亲历记》）
　　
　　最后，还是黎元洪出面当和事佬，婉劝大家不要伤和气。
　　
　　众人稍微平静后，会商如何走下一步棋。
　　
　　出于长期革命以来屡战屡北的思维惯性，黄兴此时不合时宜地提出说，要放弃武昌，收拾残兵，乘流而下。这样，可以会合南方革命军，尽锐进攻南京。
　　
　　显然，对于武昌的党人来说，黄兴进攻南京是借口，撤退逃跑倒是真。
　　
　　屋内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黄兴放弃武昌的提议。
　　
　　最后，张振武一席话定下调子：
　　
　　“武昌乃全国革命首义地，如果弃之不顾，肯定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武昌若失，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我们能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最终可能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
　　
　　说到最后，张振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拨出腰间手枪，大呼道：
　　“敢有人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
　　
　　黎元洪、孙武、刘公等人，纷纷起立鼓掌，屋内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张振武的话。
　　
　　处于如此被孤立的境地，黄兴面色土灰。
　　
　　还是黎元洪显得有人情味，他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拉这位倒霉的爷们离开会场。
　　
　　黄兴这个人，人品没得说，是个至忠至厚的好人。但他当时的建议，绝对是一着臭棋。如果放弃武昌，日后不可能那样快就出现中华民国。
　　
　　当晚，黄兴黯然离开武昌。他从草湖门出城，搭船前往上海。
　　
　　同船的人不知道，那个闷头坐在角落里的黑脸胖胖的中年男人，正是几日前在张公堤上骑高头大马、手扬指挥刀往来如风的黄司令。
　　（可巧的是，黄兴日后守南京，打城的仍是冯国璋，黄兴同样是大败落荒。以至于时人讥笑说，黄兴二字，黄字下面两条腿，兴字下面又是两条腿。所以他逢战就跑，总比别人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