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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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敌自重观形势——袁世凯按兵不动
　　
　　
　　谈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刚上台时任清廷“总理大臣”的表现，几十年来，即使是“极左”的历史学者，立刻忘记了他们“革命派”的身份，无不破口大骂袁世凯阴险，对他的束手观斗痛心疾首。
　　
　　这种心态，无非是出自中国人内心中最深层次的、为统治者帮闲效忠的“忠臣”心态。
　　
　　换位思考，如果我们中的哪人，身为当时的袁世凯，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傻不啦叽拼死命为清朝打拼，灭掉武昌革命党，然后再俯首听命，任凭载沣对我们卸磨杀驴吗？
　　
　　走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满清统治者一向用此侪俩，袁世凯能不寒心吗？
　　
　　凭什么要袁世凯去做岳飞？凭什么要袁世凯去做年羹尧？
　　
　　自朝鲜到直隶，袁世凯为清朝竭尽犬马之劳。可是，他最后换来什么呢？差一点就换来一把杀头的钢刀。如果当时载沣多一点阴狠，袁世凯肯定会身首异处，连一束白练都得不到——那是赐给满清权贵全尸自尽用的，汉人就要掉脑袋。
　　
　　作为儒学熏陶出来的袁宫保，自有他本身的政治道德和伦理观。但强求他对满清效忠至死，鞠躬尽瘁，就是我们时人对历史人物的刻薄和苛刻。
　　
　　重入北京后，乍暖还寒的那颗心，让袁世凯变得无比持重。他的城府，一天深似一天。
　　
　　在“革命”和“F_G_M”两个阵营间，踩稳钢丝，拿捏有度，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所以，从一开始，对于武昌的革命军，袁世凯本人胸有成算，根本没有急赤火燎杀绝灭绝的心。
　　
　　人在彰德时，他已经派出手下刘承恩，以湖北老乡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攻克汉口后，在枪逼紧逼的同时，袁世凯派人劝降，遭到革命党人明白的拒绝。而后，刘承恩得他授意，派密探王洪胜持秘信往见黎元洪。双方见面谈话详情如下，很耐人寻味：
　　
　　黎元洪：“你送信，想说什么？”
　　
　　王洪胜：“我此来，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打仗的时候，坏的房子，失的银钱，全是我们汉人的。”
　　
　　黎元洪：“你们大人（指刘承恩）要是未打汉口以前来说，就好说了，可惜来晚了”
　　
　　 王洪胜：“我们大人上月24日由清江才到家，宫保（袁世凯）28日打电话，招我们大人到彰德府，才派办理招抚事宜。我们大人到汉口的时候，双方打过几次仗了，汉口房屋已经烧坏了。”
　　
　　黎元洪：“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
　　
　　王洪胜：“现在朝廷有旨，Z_F各大臣旗人，庆亲王、那桐等，都已开缺，派袁宫保总理内阁大臣。”
　　
　　黎元洪：“宫保见事差矣！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甚么开缺？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为甚么不叫满人带第一镇来打仗？可见旗人大有奸心。……这个时候，如果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满洲），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应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瑞澂、盛宣怀两人，令人可恨，将来就是太平了，也要拿住杀他”。
　　不过，在回绝袁世凯讲和的同时，黎元洪没把话说死：“如果刘承恩他能过江来，我和他可以好好谈谈。”
　　
　　当时，对于与老袁谈条件，黄兴似乎更积极主动些。刚刚参加完登台拜将得任“总司令”的他，在11月9日，曾写亲笔信给袁世凯，先谈满清残暴：“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二百六十年来，事事与人背道而驰，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继之，黄兴劝袁世凯以汉人身份，要明白大义，劝他反正：“人才厚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不能，高出（黄）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满清）而同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见此信，袁世凯特别高兴。人都有喜欢被人戴高帽的潜在心理，老袁也不能免俗。于是，他正式以刘承恩为使，持他本人亲笔信过江与革命军讲和，表示说：“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观其茬口，仍旧硬勃。
　　
　　黎元洪此时一点也不软蛋，当着军Z_F众人的面，反驳刘承恩的“劝说”，激言道：“袁大人逼我们讲和，目的不过是借此自抬威权。希望你转告他，不要做没有人格的满洲奴才，应转旗北向，推满清朝，否则，双方无和可谈，只得约期大战而已！”在写给袁世凯的信中，黎元洪语气生硬，指斥到位：
　　
　　“公之外状，佯持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公之自私自为之心，深固不摇，而后乃敢悍然如此，欲收渔人之利也。……（你如此）半推半就，凭术弄巧，欲奋一人之私智，凭今日汉族革命之声灵，以褫胡主之骄魄，乘其震惧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存留鞑统，以为钳制中原之具，而假托于君主立宪……（然后，黎元洪又呼吁袁世凯翻然悔悟，站在革命军一边）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后来，不仅黎元洪态度强硬，黄兴也改变先前谆谆而劝的姿态，立驳刘承恩的君主立宪言论，并通谕武汉军民，勿为袁世凯讲和所动，揭发其不良居心。
　　
　　袁世凯得知革命党方面态度后，一则喜，一则怒。喜的是已探明革命党底线，怒的是这帮人大败方输后仍旧如此不服气。
　　
　　于是，他加紧部署冯国璋等人的进攻，派兵攻下汉阳。“若不挫其锐气，和议固然无望，余半身威名，亦将尽付东流！”袁世凯在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书中如此写道。
　　
　　革命党方面，黄兴离阵后，蒋翊武接替他“总司令”的位置，吴兆麟充任总参谋长（孙武等人，不满文学社的“湖南人”占位，不久就耸恿黎元洪把蒋翊武的位置给了谭人凤。每隔多久，孙武又挤走谭人凤）。
　　
　　12月1日，北洋军已经占据了龟山制高点。他们把大炮搬上山，朝着武昌居高临下一顿乱轰。
　　
　　说着“乱轰”，是讲炮火的频密，其实一点不乱。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打得很精准，又有暗探提前报料，所以，武昌各军事、民政部门无不挨弹。
　　
　　特别是在一个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出身的军官瞄准下，仅用三发德国管退炮炮弹，清军就把武昌都督府的大房顶子揭开了大壳。
　　情势如此危急，黎元洪坐不住了，他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溜号。
　　
　　孙振武，邓玉麟等人得知消息，立刻赶来劝阻。
　　
　　“大敌当前，身为都督，你应该作出表率。弃守地而走，就是临阵脱逃！”张振武大声责斥黎元洪。
　　
　　老黎忸怩，低头搓手。
　　
　　张振武唤人，吩咐“保护”好大都督，然后他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禁不住大炮弹、二炮弹一个接一个往没有上层屋顶的都督府中乱落，黎元洪最终还是从中逃了出来。
　　
　　他带着人奔往洪山临时司令部方向退却。最后，一行人跑到了葛店附近的王家店，吃饭喘息。
　　
　　大都督狼狈出逃，武昌城内更加混乱，军心焕散，居民乱逃。
　　
　　孙武本人，见势不妙，也擅自出城“办公”。
　　
　　依照当时的态势，武昌沦陷，只是早晚的事情。
　　
　　连革命军自己都大惑不解地是，占尽优势的北洋军，根本没有乘胜追击，只是不停地发炮“震摄”，步兵并未发动进攻。
　　
　　而且，就在黎元洪本人逃离都督府的当天，袁世凯派人送信，要与革命军“讲和”。
　　
　　黎元洪简单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
　　
　　等黎元洪确实得知老袁要“讲和”，他变得无比主动和热情——马上就要玩完的关键时刻，竟然对手要言和，真是天佑我也！
　　
　　不是天佑他，是袁世凯佑他。袁世凯也不是佑他，最终目的是佑袁世凯自己。
　　
　　11月30日那天，冯国璋本人受到朝廷封自己为“男爵”的鼓舞，加上大胜的铺垫，要一举攻下武昌。这可把袁世凯急坏了，一日内七次急电，制止他的进攻。
　　
　　冯国璋贪功心切，差点坏了老袁的好事。
　　
　　到了这个时候，武昌军Z_F中最强硬的革命派，也都默不作声了。谁心里都清楚，谈和，是武昌革命军苟延残喘唯一的机会。
　　
　　早在汉阳失陷当天，黎元洪已经派人找到了在武昌的上海英文报《大陆报》记者埃德温，公布了他的“声明”：
　　
　　“敝人切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宪人士协商调解事宜。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强干涉。为此，特声明愿作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商。倘共和各省议决继续交战，敝人甘冒矢石，作战到底。”
　　
　　最后那句“甘冒矢石、作战到底”的话，明显没有任何底气。
　　
　　12月1日傍晚，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盘恩，拿着由清军拟好的和议条款，过江来见黎元洪。
　　
　　由于老黎已经腿快跑去王家店，蒋翊武、孙武、吴兆麟等人接待了他。
　　
　　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老友，故而朱尔典受托指示盘恩来帮助办事。
　　
　　议和条款中，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领事，集体建议交战双方休战三天（12月3日8时起）。这份协议，武昌方面先盖印，然后再由清方盖印。
　　
　　看上去，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城下之盟”的侮辱。但孙武等人此时顾不了那么多，喘息要紧，他们立即同意了盘恩的要求。
　　
　　此时，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黎元洪逃跑的时候，把大都督印信带走，无法盖印。
　　
　　好在都督府中人才诸多，一名叫高楚观的人善篆刻，仅仅几分钟，就用大萝卜上刻了个总督“大印”，盖在停战书上，让英国佬带走。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大喜。他赶紧从王家店往回赶，一路翻蹄亮掌。一来武昌已无那时危险，二来怕自己离开久了，孙武、张振武或蒋翊武等人会取代他的位置。
　　
　　回来后，黎元洪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权力更重。因为，清方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至此，他对先前自己英文报上登声明“无条件议和”的“失态”有点后悔。
　　
　　于是，他开始广见记者，大说自己赞同共和，要求革命党人坚决联合，一定迫使清廷下台。
　　
　　如此这般，黎元洪把汉阳失陷后他自己的动摇，完全遮掩。
　　
　　观察黎元洪起义后一向所为，最初时刻，他确实非常动摇，甚至数次在与清军军官的电话中表示自己“被逼”的无奈。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他也一步一步发生了改变，铁下一条心上“贼船”了。即使是从武昌往外逃的当口，他也并非要叛变投敌啥的，而是躲一躲看一看的心态。当时，各省独立潮起，造反的，不仅仅是他老黎一个人。即使武昌败了，他还可以跑到别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熟读史书的他，也更加摸清了袁世凯的心思——养寇自重。他知道，有了自己的存在，袁世凯在朝廷才能显得更加重要。
　　
　　于袁世凯而言，保有了武昌，给革命军留下一块地盘，在对外显示了自己宽容态度以外，最重要是保留住和谈的对手，证明革命军力量不可小视，借此可继续挤兑满清朝廷，以免攻破武昌后载沣等人对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然而，令袁世凯心中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1911年12月2日，在武汉的交战双方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却被革命军攻占了。
　　
　　这样一来，革命军阵营士气高涨，被汉阳、汉口失陷所打击而沉的锐气，重新出现。
　　
　　北京内阁会议上，善耆等满清皇贵见袁世凯按兵不动，怒不可遏，大声质问他：
　　
　　“龟山大捷，汉阳、汉口已复，大胜如此，武昌指日可复，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轻蔑一笑，答言：“汉口、汉阳虽收，南京又陷。南京，天下要冲，形势倍于武汉。党人势大，蛊惑国人，人心军心浮动。议和，此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当避位！”
　　
　　恫赫之下，几个鸟笼子里出来的满洲贵人，噤口不言。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袁世凯十五岁、十九岁风华正茂时所写的三首诗，气势磅礴，志向远大，飘飘有凌云之气：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袁世凯十五岁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其一：
　　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
　　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
　　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
　　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
　　
　　其二：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以上诗句，乃袁世凯十九岁返回项城坐组织文社是所咏十多首《咏怀诗》中的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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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把瘾就走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Z_F
　　
　　正当袁世凯踌躇满志与武昌的黎元洪讨价还价占便宜的时候，南京方面的革命军势态进展之速，非常超乎他的意料。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为当年诸葛亮所叹：“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北帝王之宅！”
　　
　　这一胜地，东南的太湖平原、钱塘江流域乃资源丰富的大粮仓。环顾周遭，皆大富之地，据此可富甲一方。沿江上溯，九江、武汉尽可控遏；沿流而下，又直抵上海。秦淮河与太湖水系，八达四通，更使这一重镇的军事幅射力影响巨大。
　　
　　从地势上观察，南京北高南低，四周环山，城墙艰厚，易守难攻。城西，秦淮河入江，江边多山矶；西南往东北，石头山、马鞍山、卢龙山、幕府山逶迤；东北面，宁镇山脉的钟山耸峙；正北，富贵山、鸡笼山、霞舟山固踞；南边，长命州、张公洲、白鹭洲形成了夹江，山屏水蔽，拱卫古都。
　　
　　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如此东南重镇，连江带湖，控遏鄂、赣、皖、苏动脉，又有长江天堑之险。
　　更特别的是，明朝朱元璋定都于此，故而南京对于汉族人民的政治符号意义，影响非常关键。
　　
　　如此坚城古都，竟然一朝落入革命军之手，甭说是清廷，连袁世凯都感到十分震惊。
　　
　　水陆并发下雄城——南京的光复
　　
　　江苏一地，向来为富庶之区。可发一叹的是，衰世天灾多，1911年秋，苏南一带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
　　
　　由于对外有巨额的赔款要年年缴送，清廷在灾年不能免征租赋，仍旧搜刮穷民。
　　
　　如此情势下，饿殍遍地。官府仍旧横征暴敛，自然会激酿成变。苏南地区抢米风潮与农民抗租运动此起彼伏，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合地还爆发了“千人会起义”，局势十分混乱。
　　
　　如此这般，给革命党人以巨大的活动空间。
　　
　　继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苏州的新军官兵人心思动。
　　
　　大势所趋。本来就对清廷心存不满的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经过与当地士绅协商后，在11月5日宣布反正，成立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程德全被推为苏军大都督。（现在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即是程德全所写）。
　　
　　清朝在苏州的提法司护理藩司左孝同（左宗棠第四子）忠于满清，偷偷跑到南京，急向清朝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此人有个名人侄女张爱玲，比他有名多了）求援，并嘱咐他做好军事准备。
　　
　　当时，南京名义上主要负责军事的，是江宁将军铁良，这人是满人中一直号称“知兵”的顽固派，曾为陆军部大臣。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把他排挤到地方当“江宁将军”。（南京当时就称“江宁”）
　　除了张人俊、铁良二人一文一武大员，真正在南京主管日常防务的，乃臭名昭著的张勋，时为江南提督。
　　
　　继上海、苏州光复后，无锡、常州、太仓、昆山陆续光复。1911年11月7日，南京的门户镇江，在城外第九镇18协新军起义下，发动进攻，城内旗兵不支缴械，都统载穆（旗人）吞金自杀（这个死法不好受）。镇江光复。
　　
　　镇江一地，挟象山、北固山、金山、焦山、岘凉诸险隘，乃南京锁钥。
　　
　　好消息陆续有来。镇江光复后，自长江上游东溯而下的清朝南洋海军江贞、飞鹰、楚同等十三艘军舰，也在镇江江面宣布起义，被改编为革命军镇军舰队。
　　
　　其间，至11月15日止，江苏的常熟、江阴、宜兴、吴江陆次光复。清江浦（淮阴）炮队起义，淮阴告复。通州（南通）也有戏剧性，当地士绅们集体“规劝” 清朝狼山镇总兵张士翰，要他缴械。这哥们听劝，表示无条件归顺后，孤身离职，于是通州（南通）光复。11月10日，扬州不流血光复。11月22日，海州巡防营清军暴动，仅仅十几个党人士兵，就攻克了海州衙门。
　　
　　至此，双跨长江南北的江苏大部分，基本光复，南京成为一座孤城。
　　
　　1911年11月4日，浙江省城新军起义，上海的陈其美派党人蒋介石、王金发等率沪军敢死队前来助战。仅一天时间，就光复了杭州。由于表现勇敢，青年蒋介石甚得沪督陈其美赞赏，提拔他为团长。当时的蒋中正，年仅24岁。
　　
　　扫清外围拔钉子。革命军对南京坚城，志在必得。只要夺取南京，就能与武昌革命军遥相呼应，最终在战略上形成与清廷的南北对峙大势。
　　
　　驻防南军的清朝新军，是第九镇的17协33标和34标，外加骑兵第9标，炮兵第9标，以及工程、辎重各一营，约有5000多人。33标原来的标统赵声（1881—1911），为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同盟会员，一直在军中宣传革命。他后来遭到张人骏疑忌，被迫去职（他去职后参加过两次广州起义，因连败而忧愤成疾，1911年5月病死于香港）。所以，南京的新军革命根基，非常有底。
　　
　　武昌起义后，听说起义主力是湖北那里的新军八镇，在南京的新军九镇官兵摩拳擦掌。
　　
　　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以及江南都督张勋，都对九镇新军非常猜忌，很想把士兵全部缴械。但是，他们恐怕一下子激起兵变，缴械令一直未敢猝发。
　　
　　思来想去，张勋等人不敢怠慢，就严格限制九镇新军的弹药使用，下令士兵们要把打靶后所剩的子弹、炮弹一律上缴，还强行取走九镇的几门大炮和数挺机关枪。
　　
　　为了从心理上震赫新军，张勋派出三个营的精锐，紧靠33标驻地部防，以备不测。同时，他还下令还架设大炮于猫儿山，炮口直指33标营房。狮子山清军防营要塞的大炮，也指向33标。
　　
　　见城中双方杀气腾腾如此紧张，城内的士绅害怕这些军爷们火并，就建议张人骏把九镇新军调往城外。
　　
　　这个台阶，对双方都有好处。张从骏照准。
　　
　　10月3日，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率领城内新军，移师城外，驻兵于距南京60里开外的秣陵镇。
　　
　　刚到秣陵镇，九镇新军在军中中下级党人鼓动下，即刻子弹上膛，刺刀开刃，准备杀回南京。
　　
　　在镇江驻守的35标，江阴驻守的36标，闻讯也跃跃欲试。不久镇江光复。
　　
　　这时候，由于张勋等人的严限，九镇新军每人手中仅有三颗子弹。即便如此缺粮少弹，士兵们迫不及待要革命。
　　
　　11月7日，33标、34标的官兵们就开始猛攻南京雨花台炮台。
　　
　　新军勇猛无畏，拼死进攻，已经打到了距炮台一公里的地方。由于他们枪中的子弹打光，最终不能即刻成功。
　　
　　清军的机关枪，像割草一样，把不少空枪进攻的九镇新军士兵撂倒在阵地前。
　　
　　最后，仍有百余新军官兵挥舞刺刀攻上炮台。
　　
　　由于众寡不敌，清军弹足枪精，这百多名新军皆战死于炮台之上。
　　为了把起义的势头压下去，清军调校炮台上的大炮，炮炮直中进攻中的新军。
　　
　　轰鸣声中，血肉横飞，马倒人亡。
　　
　　九镇起义士兵不支，只得沿宁镇大道撤往镇江方向。
　　
　　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得悉起义军攻打南京失利，非常关切，决定组建“江浙联军”，合力夺取南京。
　　
　　与此同时，他们通电光复各省，希望能各自派军增援。
　　
　　为了指挥有力，大家拥推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
　　
　　众人拾柴火焰高。江浙各地部队集结，共有兵力三万多。上海方面运送了充足的弹药；湖南、湖北两省军Z_F共解饷银二百万两。
　　
　　相比之下，清军在南京兵力有两万多人，有铁良指挥的驻防旗兵一标，炮兵一营，以及张勋江防军的步、炮四个营，后又新招募一营约3000新兵。
　　
　　为了阻截张勋军逃跑后路，拦截北方清军的支援，江浙革命联军由镇军李竟成部组成江北支队，在长江北岸自六合攻向浦口，以张声势。
　　
　　同时，革命军海军舰艇在长江上发炮策应，掩护登陆，并阻止清军在江上的南北交通。
　　
　　主功方面的计划，由镇、沪、浙军为主力，东面出动，率先扫清外围马群、孝陵卫等清军据点，夺取南京的制高点天堡城，而后攻占南京东城及东北各个城门。南路方面，以苏州军为主力，在雨花台一带佯功，牵制清军主力，伺机入聚宝门、洪武门。北路呢，派出镇、浙军部分士兵进攻乌龙山和幕府山，清除狮子山炮台等外围要塞。
　　
　　一切就序后，11月24日大早，江浙联军首先与清军在马群、孝陵卫一带激战，首战即大破张勋辫子兵。
　　
　　打到下午3点左右，革命军在海军掩护下，已有部分士兵乘舰逐波，在乌龙山登陆。
　　
　　这时候，炮台上清军已经被“策反”，忙树白旗反正。乌龙山炮台被联军所有。
　　
　　11月25日，随着幕府山炮台、下关东西炮台的反正，革命军攻占马群、孝陵卫阵地。
　　
　　张勋杀红眼，转日亲自督战，指挥7000人马，想拼死夺回孝陵卫等外围阵地和炮台。
　　
　　革命军血战，双方伤亡惨重，一时间不分胜负，胶着在一处。
　　
　　关键时刻，沪军1500多援军杀至，打得张勋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他手下一多半人马，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成了俘虏。
　　
　　张勋只得逃回城去，再想办法。
　　
　　这个尽忠满清的汉人将军败回城中后，并不气馁，依据坚城高地，用炮猛轰攻城的革命军士兵，还时时出城进袭，打不过就后撤入城，在南京城周数处与革命军展开拉锯战。
　　
　　到了11月27日，由于南京外围的制高点如乌龙山、幕府山、孝陵卫、狮子山等地陆续落入革命军之手，形势对城内清军大为不利。
　　联军在各处架设重炮，对准北极阁、富贵山、总督署，明故宫以及太平门、洪武门等战略要地，阵阵猛轰，打得张勋的兵马血肉成沫，四处惊奔。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出身贫寒农家。他8岁丧母，12岁丧父，15岁入地主家为牧童，可谓“苦大仇深”。这个人当兵很晚，26岁（1879）年才入伍，五年后就在中法战争中因冒死进攻而立大功，后升为参将。甲午战争后，他在袁世凯手下，由于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升任总兵。1901年后，他调入北京担任端门守卫任务，多次参与慈禧的扈驾随行，深得“老佛爷”信任。1911年，张勋被提升为江南提督。由于广受“皇恩”，这个粗汉是个铁杆保皇派。
　　
　　战至此时，南京只剩下最后一个难拨的钉子——天堡城。
　　
　　凡研究过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天堡城乃南京咽喉，位于东郊紫金山西峰，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必夺之地。
　　
　　一旦夺取天堡城，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在这里，张勋不惜老本，不仅派驻汉防军精锐一营，又派旗兵600，拥重炮十余门，数挺马克沁机关枪，死守不动。
　　
　　从11月24日到11月30日，江浙革命联军仰攻六日，徒然在天堡城下留下尸山血海，半步也无法进取。
　　
　　革命军将领心急如焚。
　　
　　浙军统领朱瑞火起，下令重赏：如有先登天堡城者，为夺取南京第一功。首入官兵，每人赏大洋50元，伤亡者铸像立名。
　　
　　同时，他亲自挑选200死士，排成两组，一组由白骨坟东湾上中茅山，攻天堡城侧背；一组由明孝陵园的通寺出发，直奔紫金山主峰，居高以击其东。而后，再派镇、浙、沪三军，从正面再行猛攻。
　　
　　由于不停地施以重炮，天堡城外围一大据点不支，守卫的清军叫嚷要投降。
　　
　　镇江革命军管带杨韵珂有信有义，下令革命军士兵停止射击，带着几个士兵上前准备交涉。
　　
　　不料，清军诈降，待他迎前时，排枪齐放。
　　
　　杨韵珂身中数十弹，栽倒在血泊中。
　　
　　死前，他对身后兄弟们大呼：“不夺天堡城，莫收我尸！”
　　
　　战至11月30日夜，天堡城下堆满了革命军尸体。
　　
　　革命军士兵们仍旧不放弃，冒死从各个方面进攻。
　　
　　率一支敢死队直插紫金山主峰的同盟会会员叶仰高（时任联军参谋），在冲锋中中弹阵亡，英勇献身。
　　
　　他的死，刺激了攻城的革命士兵，人们高呼“为叶长官报仇”，死攻天堡城……
　　
　　最终，12月1日黎明，镇军连长季遇春第一个登上天堡城，手刃清军机枪手。
　　
　　革命士兵一涌而上，把未死的数名清军捅成血窟窿，砍成肉泥酱。
　　那位在紫金山主峰牺牲的叶仰高，名字看上去好像有些熟悉――不错，当初徐锡麟之所以仓猝起义，正因为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受不过刑讯，供出不少革命党人，其中就包括化名“光汉子”的徐锡麟。如今，他在南京壮烈牺牲，终能洗一生之羞。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后，叶仰高的名字，镌刻在“浙军记功塔”上，名列第一，受到孙中山以及临时Z_F的拜祭。
　　
　　攻占天堡城后，革命军略感失望——虽然占据制高点，但许多重炮都在激烈的争战中损坏，惟剩一门德国山炮可用。
　　
　　这时候，新军九镇神炮手于魁派上用场。他调校炮口，连射几十炮，弹无虚发，把富贵山炮台轰上天。哭爹喊娘声中，清军的江防营炮兵溃逃而去。这位于魁，曾在秋操竞赛中与德国神炮手交过手，比试中拨得头筹。
　　
　　不久，从上海运到的24生大炮，被联军放于南京近郊的藤子树高地，向城内清军主要军事据点不停猛轰。
　　
　　如此巨炮，响彻云天，清军从精神上完全丧失斗志。
　　
　　见大势已去，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向联军乞和。
　　
　　由于清方对交出张勋的条件不置可否，革命军没有停止攻城。南京，终于在12月2日得以光复。
　　
　　张人骏、铁良逃入泊于长江之上的日本军舰上避难；张勋率两千残卒出汉西门狼狈而逃。
　　
　　联军一路蹑杀，直追到临淮关才止步，获缴白银十多万及无数辎重。
　　
　　张勋等残兵败将脚下生风，一直跑到徐州才敢停下喘口气。
　　
　　
　　
　　锣鼓声声催人忙——和战皆是戏
　　
　　南京虽然被革命党人攻下，十几个省份宣布了独立，但全国大局的主动权，仍然在袁世凯手中。
　　
　　一方面，他想保留“武昌”的火种养敌自重；另一方面，他很想先剿平晋陕两省，图个北方的后院安宁。
　　
　　继第一次停战三日期满后，袁世凯在北京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决定再继续停战15日，并准备派出唐绍仪（时任清廷邮传大臣）作为北方议和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
　　
　　12月11日，唐绍仪到达汉口。但民军一方推出的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芒不肯赴鄂，坚持把和谈地点设在上海。
　　
　　武昌的黎元洪拗不过，只得礼送唐绍仪去上海议和。
　　
　　中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地域观念严重，“各私其地，各私其人”（谭人凤语）。即使是当时独立的各省，皆有明显的割剧倾向。所以，上海光复后，就一直与武昌争夺“中央”名义权。
　　
　　由于武昌是首义之区，黎元洪一直在心理上以临时“中央”Z_F自居，并在11月9日通知独立各省派人到武昌开会。
　　
　　仅过三天，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准备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摹仿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十州会议”的形式，要各省派人到上海共筹临时Z_F。
　　
　　特别是陈其美，他本人是同盟会会员，基于山头主义的考量，他当然不希望武昌的“中央Z_F”成为现实。于是，在广泛联系江浙立宪派、党人以及旧官僚的基础上，以陈其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上海集团”。
　　
　　即便如此，武昌起义，天下共知，上海如果另打一面旗，毕竟不能服人。于是，陈其美就暂先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Z_F”（鄂军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同时，他企图在湖北设Z_F，在上海设议会。如此，先与武昌平分秋色，然后在牵制武昌的基础上，把政权重心逐步牵向上海。
　　
　　黎元洪在清朝的官场浸淫多年，当然不傻。11月20日，他申告各省都督，提出在大局粗定的基础上，让各省派人来武昌，拟议建立中央Z_F。
　　
　　也就是说，黎元洪想先下手为强，在湖北带头搭起中央Z_F的架子。
　　
　　由于当时黄兴本人也在武汉，上海集团不得不窝了口气表示退让，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开会。
　　
　　人算不如天算。黎元洪正得意时，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连他本人也匆忙狼狈逃离都督府。不久，江浙联军攻陷南京，形势为之大变。
　　
　　12月4日，沪、江、浙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准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Z_F。
　　
　　此议一出，湖北方面大哗。对于黄兴当大元帅，武昌集团自然非常不服气，苏浙联军的军官，也有不少人反对“常败将军”担任如此要职。
　　
　　从黄兴本人讲，得知孙中山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当时就不准备去当什么“大元帅”。老孙已在路上，黄兴恐怕自己的抢先一步，会造成同盟会的内部分裂。为此，他对身边同志推诚布公，表示说革命党人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窝里反，应该引以为戒，精诚团结。
　　
　　黄兴这个人，“革命”运气一直不好，但他个人品德方面，远在当时诸人之上，诚为一代磊落伟人。
　　
　　于是，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后，就把原先的“决议”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
　　
　　得知这一结果，黎元洪非常高兴。但他还没有傻到离开自己老巢湖北远去南京当“大元帅”的地步。假模假式谦让一番过后，他“委托”副元帅黄兴在南京代他行权，让这位老实人再次替他收拾江南一带的乱摊子。
　　
　　黎元洪与黄兴争名号，很有凭恃心理。至于对未来民国的“大总统”的人选，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的“和谈”计划顺利实施，换掉了傻不拉叽一心要打胜仗换“黄马褂”穿的冯国璋。
　　
　　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冯国璋凭勇乘胜，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顺势端掉。冯爷的积极主动，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凯急火攻心，心里那个气，不得不亲自打电话阻止这位不识时务的部下，让他停止进攻。阻止之后，又不好明说为什么。
　　
　　冯国璋呢，一万个想不明白——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人数寥寥，清军大小船只齐集江边，只要一声令下，武昌即时可以攻陷。于是，他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下达总攻命令。
　　
　　光火之下，老袁在北京终于给他发来了电令：不是让他进攻，而是调他离开武昌，转任察哈尔都统（回京后就任禁卫军军统）。
　　
　　至于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转由深知袁世凯心思的段祺瑞接替。
　　段祺瑞这个安徽人很识相，他接手后按兵不动，一切惟袁世凯马首是瞻，袁叫干啥就干啥。
　　
　　正是因为在武汉结下的梁子，埋下了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日后反目成仇的种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冯国璋直系，段祺瑞皖系，最终衍变成直奉大战。
　　
　　话题扯回。再讲南北和谈。
　　
　　12月8日下午3点，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以及汪精卫。
　　
　　汪精卫为何出现在代表团中呢？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释政治犯，他出狱后，就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
　　
　　出狱后，汪精卫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他与同盟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北京“策反”老袁，建立共和中国。
　　
　　袁世凯本人，对汪精卫的建议很感兴趣，便派出儿子袁克定以及杨度、赵秉钧等人与他密切联系。
　　
　　革命军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与冯国璋电报）。
　　
　　可见，袁世凯对天下大局，一直成竹于心。
　　
　　12月6日，倒霉蛋载沣辞去其“摄政王”一职，清廷完全处于“寡妇孤儿”状态。由于禁卫军统领一职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尽操于袁世凯之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常召见汪精卫、魏宸组，于深夜从容议事。
　　
　　趁此机会，汪精卫力谏袁世凯认清形势，并盛赞他“一言足安天下”，希望他能当中国的“华盛顿”。
　　
　　夜深茶热，老袁莞尔，表示要“研究研究”。
　　
　　于是，唐绍仪率议和代表团二十人于12月7日出发。与他们同火车的，还有汪精卫、魏宸组。
　　
　　到12月底为止，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M_Z共和”的国体选择。
　　
　　袁世凯的本意是，以“君主立宪”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再拿革命党的“M_Z共和”威胁清廷。
　　
　　伍廷芳、唐绍仪皆官场老手，白天一脸正经谈空话磨时间，晚上老友鬼鬼欢宴，大叙乡情（唐为广东香山人，伍是广东新会人，都是同治13年的同级留美学生，他们本来就是老相识）。
　　
　　作为背后实际操纵者，袁世凯在北京遥控着一切。
　　
　　对于清廷权贵和满朝的老臣子，袁世凯一直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他发誓绝不辜负“孤儿寡母”，要拼命死保清朝皇统，以报国恩。同时，他大讲南军之盛，说对方兵精饷足，力量强大，不停吓唬周围的满清贵族，并对庆亲王奕劻讲：“谈不拢，我们就与南军打（先表忠心），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连南方‘ 优待清军’那一条都得不到，那就不好办了……”
　　
　　袁世凯吓唬庆王，庆王转身就去吓唬隆裕太后。
　　
　　于是，清廷只得同意唐绍仪电奏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的要求。
　　实际上，当时南北双方已经有了草约五条，最主要的内容有三：一，确立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没好意思明点袁世凯的大名）。
　　
　　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实的轨道上进行。
　　
　　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打扰了老袁有条不紊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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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洒血我摘“桃”——孙中山归来
　　
　　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先生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美国哈佛的华人餐馆端盘子。（这是历史大家顾德刚考证而出，非大王本人杜撰）。
　　
　　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先孙中山也大不以为然——长江流域从未入他的法眼。因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边角革命”那条路——即从广东、广西开干，想趁当地清廷力量弱的机会，切开一块“富而通”的广东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后江西、湖北，走当年“太平天国”的道路。
　　
　　孙中山这个人，运气确实好，连死都死得是时候。他死于1925年，时年59岁。我们假设（历史没有假设），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前，或是稍晚死于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日后国共两党都对他大表尊敬的历史地位。
　　
　　我们抛开李敖大师的愤激言论的偏见（他与国民党深仇大恨，主要因为入狱数年而结，故而此老对老国民党一直有“剖棺戮尸”之举），仔细探实孙中山的早年经历，可以发现，在得到黄兴支持之前，孙中山革命道路很不顺利。在国内，只有会党支持；在国外，只有部分华侨给钱。与黄兴联手后，同盟会成立，他才有了极大的腾挪空间。
　　
　　
　　纵观孙中山一生矜诩的“十次革命”，他只有一次亲历战阵。自1895年至1911年的十六年间，老孙都是在国外遥控“革命”，专心致志地找钱，而对于中国革命真正方略性的具体指导，几乎没有。反观黄兴，亲自领导了八次起义。特别是1911年初夏的广州之役，连他十八岁的儿子也被他带到起义现场，父子几乎同殉革命。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绕欧一路而来的孙中山，身穿笔挺西服，头戴博士帽，一脸笔容地走下海轮的舷梯。
　　
　　掌声响起来，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当人群中有记者高问他，是否带来一笔“巨款”支援革命时，老孙踌躇满志地回答：
　　
　　“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群众”们仍旧鼓掌，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趣、风度十分倾倒。
　　
　　欢笑声中，惟独一些同盟会老会员心中发沉：“总理”仍旧如斯，大言故态不改。
　　
　　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有16票赞成，拥举革命大腕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其中一张反对票，竟然是同盟会老人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他把票投给了黄兴。
　　
　　1912年1月1日，南京礼炮轰鸣，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3日，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就任后，表面看上去，南京Z_F一派新气象。实际上，危机重重。
　　
　　
　　黄兴负责临时Z_F人事安排。他不久前刚从湖北大败而走，故而对武昌集团诸人，心有怨恨，结果导致他在人事安排上严重失当——Z_F总长级人物，竟没有一个武昌首义之人入选。只有汤化龙一人，得了个陆军部秘书长一职（而汤本人在阳夏大败后离鄂赴沪，被武昌集团视为“逃兵”）。次长级倒有五个湖北人，王鸿猷、居正、汤芗铭、魏宸组、蒋作宾，但这几个人，无一人是首义功臣，多为留日学生出身。
　　
　　按常理，在首义中劳苦功高、名声又响的孙武，怎么也能捞个次长当当吧。孙武本人，还特意去了趟南京“跑官”，结果空手而归。
　　悻悻之余，在黎元洪的怂恿下，孙武等人四处张言南京Z_F是由败将逃官所把持，任人惟亲。于是，他跑去上海，与鄂籍人士及一大批失意政客串连，组成了“民社”。
　　
　　孙武自任副社长，推黎元洪为社长。由此，黎元洪一个军头，也拥有了与南京临时Z_F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
　　
　　1912年1月9日，武昌的黎元洪电告南京Z_F，坚请以铁血十八星旗为“国旗”。经反复磋商后，南京临时Z_F以及“上海集团”作出让步，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所以，中华民国的最早国旗，并非人们想当然的青天白日旗。
　　
　　黎元洪本人并不出面，凡事皆由孙武等人操办，最大限度地垄断湖北一切利权，联袁（世凯）拒孙（中山）。同时，黎元洪马不停蹄，借“北伐”为名，大肆扩军，把湖北军队扩至八镇，以自己亲信作干将，暗中延展个人势力。
　　
　　由于当时西方各国Z_F根本不看好孙中山和南京临时Z_F，都拒绝贷款给新Z_F。
　　
　　据胡汉民日后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20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这可怜的南京Z_F真是贫到骨里。
　　
　　恰恰在孙中山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枝头上挂满了诱人的支票薄。
　　
　　为了及时争取更大限度获取长江中下游地区利益，日本人出奇地“积极”和“主动”。
　　
　　在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的撮合下，孙中山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准备向日本方面贷款。
　　
　　2月2日，以500万日元为数额，孙中山以“中华民国Z_F”名义与三井株式会社正式签约。
　　
　　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大哗，民众极其愤慨，使得孙中山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孙、黄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Z_F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为表愤慨，张謇辞去实业总长的职务。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闻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电斥道：“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此区（汉冶萍）而不之畀，（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
　　
　　他要求南京方面取消协议，并声言要把参与对日本协议有关的盛宣怀等人（其实暗指孙黄）“判处死刑”。
　　
　　捅了如此大马蜂窝，孙中山张惶，电告盛宣怀赶紧取消与日本公司的协议。
　　
　　没过多久，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Z_F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Z_F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札有效期50年。
　　
　　如此巨大利益出卖，最终因南京Z_F的解散而未成事实。
　　
　　仔细爬梳民国史料，可以发现，其实在日后，孙中山最让人诟病的、对日本的“依靠”，还不是上述两件事，而是让人几乎无法相信的、出卖中国主权的“割让满洲”贷款。
　　
　　这一历史秘事，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为了取得日本的贷款，在1912年2月3号与日人商谈汉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产管理人员森恪等人密议，主动提出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方面以金钱援助中国的“革命派”。
　　
　　当时在场人士，除孙中山、森恪、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以外，还有胡汉民（黄兴当时生病）。
　　
　　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Z_F能在2月8号前把1000万日元贷款划拨到位，孙中山保证断绝与袁世凯的和谈，由他本人或派黄兴到东京，与日本Z_F缔结“出租”满洲的协议。
　　
　　会议过后，孙中山在2月5日、6日两次急电森恪，催促力成此事，并说南京方面为此已经把与袁世凯媾和的日期延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9日前答复。
　　
　　日本Z_F出于慎重，一直迟迟未复。
　　
　　2月12日，南北议和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公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就连藤井升三这位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日本人，也痛心疾首说：
　　“孙中山为从日本得到援助资金，作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对中国的主权来说，是要担当重大损失的，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独立的巨大威胁……即使孙中山从日本手里得到1000万日元的贷款，停止与袁世凯的和谈，以武力打垮清朝势力，完成国内统一，作为其代价的日本对满洲的租借，必将成为引起国内外纠纷的原因，给新生的中华民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说，‘租借满洲’贷款或叫‘割让满洲贷款’，是一笔危险的交易。”
　　
　　后来，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念念不忘日本，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一直主张“联日抗袁”。
　　
　　1914年5月11日，他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过密函；1915年3月14日，他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过密信；同年4月，他还与日本方面订有15条密约――所有这些密件，均在二战后被美国驻日盟军总部曝光，他们在清理日本Z_F档案中查出了密件的原件。
　　所以，1915年5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国内人心大愤之时，惟独孙中山默无一言。这是因为，老孙暗中与日本人的密议，远远超出《二十一条》的内容。
　　
　　其实，在对日态度上，袁世凯从在朝鲜起就和日本人过过狠招，双方大有过节，且他本人内心中一直对日本人恨入骨髓。当大总统后，袁世凯是在被迫情况下与日本人签订，以至于他临死都念念不忘与日本人的仇怨。而孙中山呢，在对日态度上，则一直主动积极，一厢情愿。
　　
　　正确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抛却他们头上的“光环”，才能清晰、全面、辩证地审度当时彼地的真实情况。
　　
　　看到这里，我们被教科书简化了脑袋的国人，可能不少人会茫然发问：日本人干吗支持孙中山，他们直接支持袁世凯不就得了？老袁日后，不也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了吗？
　　
　　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袁世凯，手握数十万人强马壮枪精的北洋军。如果他迅速统一中国，这个国家会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日本人会心中害怕。如此一来，东方睡狮摇头，小日本那条软蚕再不能在东亚耀武炫威。而孙中山呢，一直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这种松垮联邦形式在中国，肯定造成各省割据的事实，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至于后来袁世凯得势后，日本人与他做交易的细节、互相利用的关系、以及老袁缺钱少饷的苦衷，读者可参看前几年的公开出版物《袁氏当国》（作者唐德刚），笔者不想在此展开细说。
　　
　　
　　我想详细加以介绍的，就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