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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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煮酒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9656.shtml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提交日期：2008-5-8 9:03:00

　　
　　
　　还是多余的话
　　
　　场景一，在深圳，日前应酬，与几位同行吃饭聊天。其中一位爷，留洋了不少年，一句话里半数的词语都是英文，满口derivative、hedge funds什么的。听言此人的籍贯是浏阳，于是我问：“你老家的唐才常很有名啊，你知道这位英雄吧？”豚腮鲇唇的哥们，茫然摇头，“不知道……唐才常，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唐笑……那小妹脚功厉害！”说着话，哥们嘴里唰的一声，用手做个飞踹的姿势。
　　
　　场景二，在广州，几年前，曾在酒店读报纸，看到有照片，一个自称爱新觉罗后裔的瘦皮男子，梳着一条满清大辫子，穿正宗马褂，四处招摇游走。而媒体争相煞有兴趣地报道和揣测，他是否是真的清朝皇族……胡汉民让投降旗兵去黄花岗“领饷”的旧事，估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
　　
　　场景三，在北京，临近清明，机场候机，从电视大屏幕上看到，几个讲文化的“德高望重”男女知识分子，分坐泰山风景区，各个都是对襟满装，疙瘩襻旗服。男女“学术”大腕们，穿着这些标示“国学”的戏服，女的松皱面皮上尽涂白脂直到脖根，男的半秃头皮邪搭着抹油染黑长发，摆开架式、口吐白沫，大言清明时节的历史、典籍与人文。这些满服教授们插标卖首的媚俗之态，令人叹之、惜之。
　　
　　场景四，在香港，大王在餐厅吃东西，手捧一本武昌首义资料，深为彭、刘、杨三位烈士的事迹所感动，老泪横流（也可能因为大王更年期提前，读革命史的时候常常像最近电影中刘德华那双发情狗逼一样的眼窝似的总是湿乎乎）……斜对面不远处一对夫妇，男的似胖头鱼，女的似秋刀鱼，互递眼色后，胖头鱼说：“果个大圈仔，好似买不起猪肉食，嚎佐出来，亘好衰样！”（大概此前我用手机电话，用北方普通话讲，故而他认定我是大陆观光客，听不懂白话）
　　
　　场景五，我之好友田颇，春节前接到通知，将要去北京公差一年。想到中午乒乓球缺少一友，很有依依之感。一日喝茶，他问大王：“民国史现在很热，都是讲军阀什么的，中间那截，辛亥革命，一直没有新书。我特别纳闷，为什么袁世凯能‘篡夺’胜利果实呢？黎元洪到底是个厚道人还是刻薄人呢？为什么孙中山周围那么多‘日本友人’，他们为什么同情革命？……”大王闻此，念我与田兄十多年友情，即言：“好吧，为你，大王就写本辛亥革命吧，当是为你饯行！”
　　
　　其实，几年前，民国类书籍大热，书商就希望我写与民国有关的历史。他们说，既然大王能如此熟练地驾驭古汉语资料，对于民国的那些白话资料更能驾轻就熟。
　　
　　所有建议，均被我拒绝，当时我正热衷于唐宋元明清的钻故纸堆，不想赶那趟民国史热潮。而且，几年下来，大王真能坐冷板凳，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写道了清朝的太平天国。
　　
　　但是，为什么大王现在写辛亥革命？
　　
　　在为朋友释疑解惑之余，丑表功地告诉大家，大王还是出于忧虑！
　　（或许是杞人忧天）
　　
　　天下可以忘吾辈，吾辈不敢忘天下！
　　
　　放眼望去，可以发现，充斥我们周遭的，是满清化的奴婢精神，韩棒化的电视鸦片，美化的口腹肠胃，日化的汽车消费以及台化的庸俗势利……扑面而来的一切，让大王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影视剧和阎虫年、三月河那两个老家伙带动的中国满清化现象，感到极大的忧虑。
　　
　　最近几年，国人精神、服装、和影视剧的满清化，无处不在，让人触目惊心。唐才常、史坚如、吴樾、秋瑾、徐锡麟以及所有的辛亥烈士，看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肯定痛心疾首――本来阴险刻薄的康熙、乾隆诸帝虏君，被二三处心积虑的教授老混蛋、作家们和张国立们演绎成翩翩潇洒、风趣人情、深仁厚泽的千古帝王。那些被烈士们泼洒热血和青春推翻的觉罗后裔们，纷纷系扎起脑袋上的黄带子，摇晃着长袍马褂从坟墓中爬出。
　　
　　无数大辫子们，在屏幕、现实中到处扬眉吐气。
　　
　　辛亥烈士们，是否会后悔当初的热血泼洒呢？
　　
　　大王本人，绝对不是大汉沙文主义者。由于本人生长于京津地区，我对于现实中的满族人，其实还怀有十足好感――周围那不少朋友是满族人（其实这些人只是户籍意义上的满人，如果不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他们早已经忘掉原有的民族身份），大王不可能装B一样“皇汉”自居。
　　
　　但如今，只要瞧着电视上和街上根本无法躲避的满服（“唐装”）和屏幕上的大辫子，就不能不让人长发叹息：
　　
　　革命胜利这多年，恍惚来到清朝前！
　　
　　观察最近的时局，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那些总把宪政挂在嘴边的“基督徒”们，我很不明白，你MB搞M_Z宪政，干吗要先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他们总是把群众的爱国行动，标以“愤青”、“爱国贼”，等等，似乎只有他们是非常理智的的冷静者，他们总是“不屑”冲动来展现他们的“大仁大智”。其实，此辈不过是势利的、冷淡的看客阶层，他们的腰包虽然不是很鼓，肚子里的番薯屎虽然还没拉干净，但既得利益的谱儿却摆得很足。这些自认为理智 “精英”的鼠辈们，越来越趋向冷漠和反人民。
　　当然，大王本人极其反对动辄去砸堵家乐福那样的傻事，义和团主义，是伪民族主义最大的毒瘤。
　　
　　其实，我们大不可多么在意那些肮脏、懒惰、好出风头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浑身恶臭的法国佬。如果在法国呆过一阵子，你就会知道他们低贱的民族性。进而，对他们那些装B的举动，肯定会不屑地嗤之以逼，而不会那样耿耿于怀。这些妄自尊大的法国傻B们，即使是科西嘉独立，他们也会不少人拿着小旗从家里上街去欢呼，顺便寻找通奸的机会。除了通奸和读报，法国佬还会干什么？（不是大王说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说的。）当然，他们近来更热衷扎堆支持“独立” 的游行。
　　
　　现在，看渐行渐近的最大”面子”奥运会，作为中国人，大王特别特别希望办得好，办得特有面子，办得世界人民都乐呵呵。但是，大王也希望国人理性对待这次“体育”的盛会，希望上面保持平常心对待。在大撒无数金钱之余，如果能把缠在树身上的锦帛，分给穷人们一点点，那样的话，社会一定会更和谐。锱铢取之，泥沙用之，小民何辜！
　　
　　作为研究历史的民间作家中的一员，我特别害怕的是，在开幕式上，那个一向抖落我们中国穷疙瘩阴暗面以取悦老外获取奖项的陕西土逼张艺谋，会再一次让一大群穿旗袍、露大腿、符合洋人们意淫可虐的姑娘们，窑姐一样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可耻地抱着深具弗洛伊德寓意的乐器，张着洋人们喜欢的大红嘴唇子，在大场子里面劈叉撩腿露出意味深长的裤衩一角，在几十亿人面前卖笑。丢脸啊！
　　
　　中国人几十年的对外形象，随之这个张厮以及许多丑化中国形象电影的不断获奖，已经在洋人脑海中定格成打炮的大红灯笼、通奸的染坊、高粱地的野媾以及残刻隐忍的帝王――张厮本人，其实就是老井电影中，他手中端着的那个沉沉的、肮脏的尿壶！
　　
　　可悲的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被称为“大师”。而我们如火如荼的群众自发爱国主义，被信洋教的**和“理智人士”，诬称为“民族法西斯主义”。
　　
　　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真正悲剧―――当那些被奉为“精英”的人群，倨傲地向我们指手画脚，时间久了，狼皮羊尾露馅，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民族的脊梁，而是民族的阑尾！
　　
　　翻身作主了这么多年，在千年盛世的喧嚣声中，我们应该正视许多东西，比如三晋大地的煤窑，东莞的童工，分布在各个城市边缘的“野麦岭”，每一个城市中被脏水污染的河流，拆迁工地上风中摇晃的尸体，千万真正工人阶级下岗妇女的街边大军，日益泛滥的、蚕食我们民族思想阵地的地下教会，很可能透支我们两代人财富的经济繁荣，对我们兄弟姐妹敲骨吸髓式剥削的富士康们，亿万民工兄弟廉价血汗劳动最终变成的输血西方的美元，洋商们在“盛宣怀”们帮助下处心积虑的掠夺性开发与投资，流浪在街头的少年乞丐清秀脸上那哀乞、无助的、畏缩的眼神……――每思及此，大王的心都碎了。
　　
　　我们不希望，在所有畸形大城市夜晚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下面，都奔涌着咸泪翻滚的河流。
　　
　　在晴朗的北京的八月（这样的晴朗也是用钱换来的啊），我们看着奥运会上用金钱堆出的选手含泪眼望国旗升起的时候，希望大家仔细品位那句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新世纪，我们并没有身处伊甸园，而是身在一个全球村概念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
　　
　　大王希望，在奥运会期间，坚决维护稳定的同时，Z_F一定要对外坚持冷静和强硬，不要为了区区奥运会向**和**妥协。“友邦惊诧”，对于强国外交，本来就不值得一提。奥运会，是面子，不是软肋。树欲静而风不止。要清楚，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受要挟的。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韬光养晦，不过是弱者的口头禅，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敢于轻率地和我们这样有核弹的国家摊牌！（如果加上破釜沉舟的决心，中国人其实谁都不怕）
　　
　　至于那些拿美元的阴险**们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西方“M_Z”，我看还是缓行的好。西方人自己都没有真正的M_Z和R_Q，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
　　
　　让那些动辄“宽恕”的假基督徒们闭嘴！
　　
　　中国，我们现在应该最最发扬的，是失却已久的“冉闵人格”。有了这种人格，就没人敢轻视我们。蕞耳小邦的“大人”李光耀，虽然一直亦步亦趋美国人屁股，但他对我们中国人这种“冉闵人格”却极其“警觉”，念念不忘中国人“记仇”――正是大王这种人的存在，才能让中国人一直不会忘记那种久违了的、有仇必报的 “冉闵人格”。
　　我就知道，大王话音未落，马上会有受洋教洗脑的汉族败类冲上来，骂我歌颂“屠夫”。
　　
　　曹你码！大剧院天天有穿长袍的胖子用蒙古长调歌颂“伟大的成吉思汗”，没看你们哪个宵小敢说他是屠夫。
　　
　　屠杀七千万人是“伟大”，消灭二十万欺凌杀害汉人的羯奴就是“屠夫”？
　　
　　“冉闵人格”，能让我们汉人拾回丧失久远的血性！
　　
　　“冉闵人格”，能让觊觎、歧视中国的蛮夷内心颤抖！
　　
　　“冉闵人格”，能让一向被**、**丑类眼中待宰羔羊般的大汉子孙，会忽然爆发：回思西藏那一幕，几个**份子死命用刀具、棍棒抽打一个骑摩托车的汉人的时候。如果倒地者有这种蕴藏在汉人血液深处的人格，他很可能不顾流血的头颅，掏出打火机，点燃洒在地上的汽油，抱着与汝偕亡的决心，让**丑类仓惶而去……
　　
　　中华文明，如果我们摆脱“酱缸文化”的自卑，深入钩沉，我们能够发现，古代哲人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正气昂扬，早已经超越所谓的“M_Z”、“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足够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候，在连“驱除鞑虏”四个字都可能要被网站屏蔽的时候，回思近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3年，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的时候，受到阴险日本人与狡诈的阳痿伪帝溥仪设套的礼仪侮辱。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谁让你本人也是“合作者”呢）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Z_F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我想，汪精卫的游魂，如果通过时空隧道来到现在，可能，这个风仪秀美的美男子，还会悲怆地又一次提出――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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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目录
　　
　　序言： 早产的革命
　　
　　1.暗夜沉沉血作灯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2.赤血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3.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4.夕阳回射照龙旗
　　—— “君主立宪”：满清Z_F最后的稻草
　　
　　5.天下未乱蜀先乱
　　——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6.一夫鸣枪 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的精彩华章
　　
　　7.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
　　——辛亥革命长镜头
　　
　　8.天降大任于斯人
　　——---袁世凯出山
　　
　　9．过把瘾就走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Z_F”
　　
　　10.百劫山河乱愁迭
　　―――满清覆亡及辛亥诸人的惨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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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早产的革命
　　
　　言及武昌首义引发的辛亥革命，我们被教科书简单化的当代人的脑子里面，对此立刻涌出太多的疑问：
　　
　　在1911的晚秋发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标签式教科书上所讲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旧M_Z主义革命”吗？
　　
　　领导和参加起义的那些革命者们，清朝的新军军官、士兵、高级官吏、会党、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装集团的头子们，都属于资产阶级吗？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杀式的暗杀，为什么不能同现在中亚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青年汪精卫，为什么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从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勇气，去刺杀虏王载沣？
　　
　　一生戎马倥偬、反**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是在何种情况下，变成了成都 “赵屠户”？
　　
　　所谓的袁世凯、黎元洪“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知与不知，在让后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齿之余，我们扪心自问：这种结果，是历史的荒唐，是大势所趋，还是孙中山等党人的无奈？
　　
　　满清残酷压迫汉人二百六十多年，亡于寡妇孤儿之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袁世凯的“逼宫”深恶痛绝？我们的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呢？
　　
　　在爱国和“卖国”之间，孙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条底线？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所得，真的不过是“枉然”失去了一条脑后的辫子而已吗？
　　
　　为什么在湖北？为什么是清朝新军？为什么一场谣言所引发的士兵革命，是一个包含着极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 ……
　　
　　太多太多的问题！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M_Z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藏满清260多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是一首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雄浑交响曲！
　　
　　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
　　
　　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
　　
　　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百死不挠。
　　
　　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激励下和M_Z主义的感召下，那么多坚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
　　
　　武昌起义，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在中国的腹心地区，革命军打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对清王朝的突破性一击，进而在全国点燃了革命和独立的燎原烈火，最终迫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军事、政治试验，它催生了中国人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无量金钱无量血，最终换取这个结果，都是值得的。
　　
　　这场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以其超乎预料的辐射作用，颠覆了满清王朝二百多年残暴的统治。
　　
　　从革命性质来看，它确实是一场以民族革命为现实基础的伟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义的仁人勇士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使得他们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早产的革命，注定要夭折。
　　
　　随之而起的，是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革命“胜利”后，经由无数层妥协、按照美国模版建立的国家，那么突兀，那么忽然，有悖于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历史的传统、儒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能顺利适应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所描绘的共和蓝图，最终我们发现，不过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画。
　　
　　在近现代史中，我们中国，一直是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没能阻止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武装舰队进入江户湾。在切实感受到自身虚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奋，仅仅过了15年，明治维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运动，而且实现了一种在现代西方世俗精神影响下的科学西化；而中国，自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就下跪、不下跪问题，西人与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纠缠久之，我们的“天朝”大皇帝依旧浸沉于中央王国的自恋中。过了118年，我们这个国家才最终能造成一种破坏性、颠覆性的政治建设的实现。而最终取代满清帝国的，也不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统治Z_F，而是中国王朝更迭后常见的那种秩序混乱的状态。
　　118年和15年，这种距离，发人深省！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十九世纪末期的孙中山以及二十世纪前五十间的蒋介石，其实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迈进。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可以想见，在中国，从1840年一直以来的西化，不是科学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机械“翻译”基督教语意（孙、蒋）构造中国的西化。以这种基督教的模替手段来抵拒和适应强大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历史证明，最终都不可能成功。
　　
　　从历史的经验看，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什么诱人的俄式“理论”，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国，这种“西方”模式不合适的外套，不可能适宜罩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组织结构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们，最终都会精疲力竭，不是加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来“改造”和“适应”，就是依旧重复那些落后而无效率的老路。
　　
　　西化，恰似穿一件崭新的华丽西服，孑然独行在崎岖的窄径。
　　
　　西方主义在中国，通过笔者的观察，只能造成破坏或者起到某种激发活力的作用，并不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大一统。
　　
　　然而，在混浊、汹涌的历史潜流中，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东方”视角，去观察、探析能让昔日的中央帝国实现真正富强的方向。
　　
　　当然，纠缠这些这些“主义”、“理论”，最终依旧会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历史规律和历史个案）的泥沼。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061年天命中华帝国的烙印，其实，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这一场看似鲁莽、猝然、由一个清军新军班长（正目）联合几十个士兵以150发子弹所发起的起义，轰然弹发了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抽去了满清这个摇摇欲坠泥足巨人的脚下一块支板，让帝国跌入了永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在对历史的凝视中，我们可能从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败中，寻找到给与我们启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坏性的另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坚忍决心的中国人民，面对日后姗姗来迟的社会试验的风险，就会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我真挚希望，从此以后，国民能永远告别革命！
　　
　　录《红叶》诗一阙，以代叹息：
　　
　　无定河边日已昏，西风刀翦更销魂。
　　
　　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2008-5-8
　　Email: hlbbd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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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夜沉沉血作灯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的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浑身上下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满清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然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客骚人。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满清Z_F，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乘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向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大多数清末每个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
　　
　　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诀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满清Z_F负屈负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
　　
　　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
　　
　　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满清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
　　
　　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Z_F陆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
　　
　　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悲懑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
　　
　　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冀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叛。
　　
　　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仰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已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
　　
　　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苍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苍惶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满清Z_F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末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寇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并辟子（并辟二字都加三点水）”。这位爷，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慨。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此名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帅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最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拨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2.3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Z_F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4.5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拨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介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M_Z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膀臂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之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阴毒老妇人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辛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能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
　　
　　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辩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满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名君”。与此同时，反满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已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由于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唐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后，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其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地“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满清中央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显然，这种会党纸币，比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纸钱”好用得多。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唐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满清Z_F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苍惶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创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名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但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当时，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唐、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它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英日之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 “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自相情愿。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油子，随世摇摆，劲断利弊。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
　　
　　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
　　
　　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
　　
　　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
　　
　　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
　　
　　惶急之下，唐才常拟定于8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昌、汉阳、汉口起义，主要想夺取汉阳兵工厂后，攻占武昌，接下去率军西进，迎取光绪帝归大位，“复行新政，共奋中华”（梁启超语）。
　　
　　当时唐才常手中的自立军，虚数有十多万人（数字理论上），而康有为口头上准备汇来的钱，据说新近筹错了30万美金。（可能是鹰洋和龙洋混杂在一起，币种多多）。
　　
　　康有为本人是如何思想的呢？
　　
　　这位南海“康圣人”，自认为大略雄才，运筹被窝，决胜千里。但他一直是以“桂湘”为重地。也就是说，他机械照搬洪杨“太平天国”进军的老套路，想先煽动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按照如此思路，在有了丰厚的人团、物力基础之后，可以挺进湖北，按部就班地出奇制胜，最终往北京迎扶光绪归大位。
　　
　　为此，康、梁一直暗中“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他拥光绪帝复辟，在英国支持下成立“自立国”。
　　
　　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自然不再热心于康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康梁两个保皇党巨头更对湖北局势拿捏不准，生怕巨款打了水漂。
　　
　　基于这种考虑，唐才常的武昌、汉口、汉阳起义，如果发起，就是偏师变成了主力。
　　
　　仔细观察局势后，康梁迟疑不决，故而汇款一直未发。
　　
　　其实，从实际情况上看，唐才常太看中金钱的力量。即便康有为汇款及时送到，区区30万，又能为十万乌合之众提供多少天的支撑？
　　
　　涉及到“造反”这种灭宗灭族的大事，最主要是点燃起义人士头脑中的“精神原子弹”。后来1911年的武昌起义，无钱无饷，依靠区区150发子弹，仅由几个下层士兵振臂一呼，不也是能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吗？
　　
　　造反，不是演唱会。接连不断的临时改期，风险日益加剧，致使造反的消息逐步泄漏。
　　
　　清廷的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出的暗探，很快就侦知唐才常自立军要在汉口、汉阳、武昌起事的情报，迅速上呈给张之洞。
　　
　　多年的政坛经验，使得张之洞这块老姜深深感觉到自己辖下“火药库”潜在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力图先把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当然，在那个时代，老油子张之洞难道不看与唐才常一直关系密切的英国佬脸色吗？
　　
　　他一定会看！
　　
　　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心底已经有了谱。这些利益至上的洋人，正准备放弃手中唐才常这块筹码。
　　
　　究其根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人明里暗里推动张之洞“独立”的事情，早已经为法国、德国诸列强知悉。他们当然要下决心粉碎英国人对长江领域的独霸意图。法德两国甚至出动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警吓英国和张之洞。
　　
　　明争暗头中，列强们达成了“保全主义”的默契。而保全主义的精髓，英国人赫德说得最直接，最露骨，最贴切：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Z_F。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殖满洲Z_F，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也就是说，保全清廷，就能维护形式上中国的“独立”与“统一”。通过满清这个“首席执行官”，董事局的各位洋人大佬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瓜分中国的利益。
　　
　　消除了英国人干涉的隐忧，张之洞自然得心应手。于是，老张先行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签字允许后，他派兵进入英租界。
　　
　　对于英国人的出卖，唐才常一丝戒备也没有。自恃是亲英派，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信义的英国人会把他给“卖”了。
　　
　　所以，清军的搜捕行动，一点没有“戏肉”的惊险成份。
　　
　　设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一锅端，而正在租界内宝顺里居所中商议大事的唐才常、桂圭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面对如此要案、大案，张之洞派出作主审官的，却是京汉铁路总办郑孝胥。
　　
　　高坐于大堂之上，面对着傲首而立的“逆犯”唐才常，郑孝胥如坐针毡。
　　
　　两人是老相识！
　　
　　戊戌变法中，郑孝胥也属于维新派，与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志”关系。而且，数月前在日本，二人还秘密见面，共商劝张之洞在东南“独立”的事情。
　　
　　唐才常打破尴尬气氛，佯装不识座上的郑孝胥，厉声喝问：“堂上所坐何人？姓字名谁？”
　　
　　堂上胥吏依常例，高喝顿棍，镇唬唐才常。
　　
　　郑孝胥摆摆手，示意堂吏噤声，自报家门：“我，郑孝胥，福建人氏，现为京汉铁路总办。”
　　
　　唐才常若有所思：“哦，原来你就是郑孝胥。戊戌年在京城，皇上（指光绪帝）亲自接见你，特旨恩赏你为道员，派在总理衙门办事，君恩不浅啊！”
　　
　　郑孝胥默然。
　　
　　突然，唐才常顿足喝道：“作为‘戊戌变法’同仁，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们不是大逆造反，而是奉旨讨贼！那拉氏妄踞天位，卖国割地，幽辱圣上，罪恶滔天……”
　　
　　于是，唐才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仅郑孝胥呆坐静听，厅衙里如狼似虎的胥吏们，也犹如中了魔障一样，默然耸然，仔细听着唐才常的宣讲。
　　
　　听毕堂下的“犯人”慷慨陈词，郑孝胥的脸，青一阵，紫一阵。
　　
　　最后，他只得降阶行礼，当着众人对唐才常说：“从公从私，我都无权审问唐先生，就此别过，我向总督请示，回避这个案件……”
　　
　　言毕，郑孝胥匆匆而去。
　　
　　皮球踢回给张之洞，使得老奸巨滑的张大人倍感踌躇。
　　
　　“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啊。”他故意装出为难状。
　　
　　但是，时任湖北巡抚的于荫霖深恨会党，坚持要杀人以儆效尤。
　　
　　于萌霖，字次棠，乃清末一代名臣。1878年满清贵族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他率先挺身而起，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弹劾崇厚，使得清廷下旨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在湖北任职期间，这位翰林出身的一方大员，更是清廉爱民，严惩贪官。所以，对历史人物下评判，有时难以用“好坏”二字妄下判语。
　　
　　为了避免官场纠纷，张之洞私下对主持审讯的郑孝胥说：
　　
　　“唐才常一案，无论谁审他，他都难逃一死。最好不要对外广为声张，从速结案！”
　　
　　张之洞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和隐衷。自立军的首脑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门生”。而此前在安徽大通领导起义的吴禄贞，又是他亲自鉴署批准前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如果细审深究此案，还不知广牵出多少与自己有瓜葛的人。
　　
　　为恐夜长梦多，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林圭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此举，也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唐才常之死，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湖湘之地，人杰辈出。自太平天国乱起，曾国藩独擎大旗，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人，佼佼争辉，削平大难，名震中华。继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唐才常、林圭这样的刚烈义士，舍身为国，临危不惧。
　　
　　仅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有五十多人。
　　
　　话说唐才常先前自上海赶赴湖北后，梁启超、蔡松坡也从东京潜回上海。于是，受唐才常之托，蔡松坡前往长沙劝说威字营新军首领黄忠浩（字泽生）起义。
　　
　　唐才常的这位湖南同乡黄忠浩很爱才，他大不以为然，高声怒骂道：“梁任公（梁启超）、唐佛尘（唐才常）二人，自己谋逆也就罢了，奈何牺牲大好有用青年！”
　　
　　蔡松坡反复劝说，皆无效，只得任由黄忠浩把自己软禁一样 “保护”起来。
　　
　　而惦念蔡松坡行踪的梁启超，在上海码头买了船票，冒险想去汉口寻找蔡松坡下落。结果，那艘船因货少提前驶离码头，使梁任公错失了搭上这艘“不归号”轮船的机会。
　　
　　由此，梁、蔡二人躲过张之洞武昌杀人的一大劫。
　　
　　蔡松坡，听着这么耳熟，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出身于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此人神童，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就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是学堂总监，唐才常是主要的授课教员。所以，他和维新运动的诸位首领，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得知唐才常死讯，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蔡锷遁回东京后，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坚定了流血革命的信念。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Z_F都督。日后讨袁第一枪，也是由唐才常的这位高足率先打响。
　　
　　在日本，追思谭嗣同、唐才常二位先烈，蔡锷作《杂感》十首，现摘取其二：
　　
　　其一：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其二：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唐才常的死，不是一般的牺牲，它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
　　他一个人的流血，预示着满清的覆亡和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章太炎《稽勋意见书》）。
　　
　　正是他的大好头颅所掷之处，血迹斑斑，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滋阳湖畔的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附：唐才常大英雄，让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汉奸儿子唐有壬。唐有壬（1893－1935），字寿田，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唐有壬时任国民Z_F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竟然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重要情报，结果使日本在摸清**底牌的情况下结束了1.28战事，尽得大利。1935年3月，趁国民党Z_F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际，他为日本主子鞍前马后地奔走，仪仗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打探情报。12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工人员刺杀，时年42岁。
　　
　　地下相逢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黄泉见面，唐才常定不饶过如此孽子，尤其对日后唐氏成为汉奸世家会更发叹息。）
　

killbill

　　赤血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非隆隆炸弹，不是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是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杨毓麟（1872～1911）的振臂高言。1902年，他在《新湖南》杂志中发表文章，反复呼吁国人，对清朝的反动官吏，应该采取激烈的肉体消灭手段。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入侵中国东三省，在日学生、侨胞爱国热情澎湃。随之，由于“拒俄义勇队”收到日方压制，爱国者们就把组织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这个团体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而手段方面，他们明明白白排列如下三种：
　　
　　鼓吹，起义，暗杀。
　　
　　清末暗杀之风，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1903—1904年。由于拒俄运动的兴起，在日留学生的暗杀风潮兴起，《苏报》、《浙江湖》、《女子世界》等刊物雨后春笋，无不鼓吹暗杀。其中最有名的文章，当属《中国白话报》上以“无名道人”为笔名发表的《论刺客的教育》。在这种暗杀主义的鼓动下，易本羲谋刺铁良于南京下关，王汉谋刺铁良于河南彰德，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统称“甲辰三暗杀案”），加上稍后的吴樾炸五大臣，一时间暗杀理论成实际，蔚然风起。
　　
　　暗杀的第二次高潮，为1907—1908年。由于同盟会丁未、戊申几次起义的失败，党人冀图以暗杀手段来振奋同志精神，鼓舞革命气志。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潮，加上欧美各国革命史上的暗杀事例，刺激、吸引了大批党人把理论诉诸于行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1904年春刊的增刊号，刊载了烈士吴樾的《暗杀》时代。在这本系统介绍暗杀目的、手段、志向的文章里，文笔淋漓，反满鲜明，而作者吴樾本人又亲携炸弹舍身殉义，故而在当时造成非常广泛、强烈的影响。
　　
　　在老一批同盟会中，都把暴动和暗杀，列为革命必备的两种方法。
　　蔡元培、吴樾、宋教仁，包括孙中山（惠州起义前他亲派史坚如去广州进行暗杀活动），无不如此。就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首脑级人物，也几次想亲自去施行暗杀，最终皆为手下所阻而已。
　　
　　黄兴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老同盟会员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Z_F，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炸弹、手枪、匕首，种种强力而导致的对满清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第四可促进社会“进化”。
　　
　　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Z_F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引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终极目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中国二十世纪的暗杀风潮，深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革命先行者们，一直试图“西验欧洲，东观日本”。他们研究过后，总结出一条规律：
　　
　　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所以，陶成章、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秋瑾等人，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
　　
　　秋瑾二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推击暴秦！
　　
　　当时，著名的“暗杀团”，大概有七、八个：军国民教育会所属的暗杀团（黄兴等），上海暗杀团（光复会，蔡元培等），北京暗杀团（吴樾等），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方君瑛等），支那暗杀团（刘思复等），成记洋货店（李应生等），以及京津同盟会（汪精卫等）以及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等等。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虽然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十分巨大。
　　
　　有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简单地把暗杀活动归结为武装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情绪的发泄或是革命“走捷径”的侥幸，实缺公允。
　　
　　暗杀，是革命党一向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唤醒国人迷梦、清除元凶巨憝的有目的活动。
　　
　　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探其究竟。
　　
　　
　　
　　大好头颅何轻掷——为什么辛亥革命时间暗杀多
　　
　　暗杀，在清末那个特殊的年代，绝非可和一般人当今所谓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辛亥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 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品。
　　
　　自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革命党人最钦服的，乃俄国的“虚无党”。“虚无党”，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他们自称“国家主义者”，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无Z_F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的刺客，主刺人很少有为金钱杀人的职业刺客，大多是出身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满清统治。
　　
　　不过，在当时党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把俄国的无Z_F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混淆，以为“无Z_F”主张和党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概念。这并不要紧，手段是“无Z_F主义”的，并不妨碍目的是“革命”的。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俄国的民粹派声气相通。因为，二者的“英雄史观”相同，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先行先知的“英雄”，而麻木的人民，则是待警醒的“群氓”。只有依靠英雄的个人，才能唤醒迷醉的群氓。
　　
　　也就是说，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民意党人，其实比同盟会走得更偏、更远。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所以，暗杀成为他们唯一的手段。当这些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就不愿再进行暴力抗争。他们甚至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要比俄国民粹派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暗杀当成革命重要的手段之一，一直努力联合各层阶级，策划新军，以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中国革命党的暗杀，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已者死”的私恩。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
　　
　　在承继了古代中国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精神之外，革命党人发扬光大，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其目的，就在于浇铸中华新民族之魂。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这样坚定的理念：
　　
　　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吴樾）
　　
　　当然，清末暗杀盛行的原因，除了革命哲学的灌输以外，还有章太炎等人佛学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
　　
　　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催发人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为此，他不断宣讲法相宗与华严宗佛学。二宗之学，就是讲在普渡众生之时，头目脑髓，均可施舍予人。
　　
　　万法惟心，一切有形之相，无形的法尘，皆为幻见幻想，并非实有。
　　有此种信仰铺垫，仁人志士自可勇猛无畏，以达致群志成城的目的。
　　章太炎为了鼓动青年为革命而死，为了使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他就一直宣扬大开“自戕成仁”之风。有了此种精神麻醉剂，革命青年更能“轻去就而齐死生”。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有了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蹈死不顾，潇洒赴死。
　　
　　暗杀真的有作用吗？当然有！而且巨大。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炸弹，匕首，子弹，惊雷贯耳，惊醒沉睡的国人。
　　
　　史坚如、万福华、王汉、吴樾，一个又一个烈士以身殉国，激发了中国国内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杀身成仁的伟大志气，打破了国人对满清王朝虚伪立宪的迷梦。
　　
　　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满清宗贵暗自遣人去东京，向同盟会各出万两白银，以“购买”自己脑袋平安在颈的机会。
　　
　　数次暗杀活动，最有成效的，当属彭家珍刺杀良弼。这次暗杀，也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满清的覆亡。
　　
　　难怪良弼临死时，他自己都叹言：
　　
　　“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
　　
　　毋需讳言，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也有其大缺欠的一方面。首先，他们意识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肤浅，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乃几个满清大头目所造成，只要宰掉他们，革命就能迅捷成功。此外，暗杀活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羽毛未丰，不敢“扰累”地方，不敢“惹外国人干涉”。又次，各个暗杀团体，山头林立，各行其事。
　　
　　更天真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以来，几乎是迷信金钱的力量，“每做一事，开口便道没钱”。所以，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使得不少革命党人觉得：暗杀，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如此去做，从经济角度上“便宜省俭”。换句现在的话说，暗杀这种革命手段，可称“成本低廉”。
　　
　　暗杀活动最消极的一面，还在于有时会误伤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以史坚如炸德寿为例，他在地下埋烈性炸弹，德寿本人只被炸下床，毫发无损。而宅前园后的广州平民，反被炸倒的房舍压死压伤多人。如此，则给了清Z_F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诬蔑革命。
　　
　　无论如何，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百死不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激励，声称“人为其难，我为其易”，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这种大英雄的作为，真真让后人扼腕赞叹。
　　
　　所谓暗杀手段的是与非，《民报》第18号上以“寄生”为笔名的一个革命者所言最为恰允：
　　
　　“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
　　
　　以下，笔者描述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烈的三个暗杀行动英雄：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
　　
　　（本来有秋瑾和汪精卫。但汪精卫情况特殊，单列一传；秋瑾非暗杀行动英雄，故略。）
　　

Rokko

看头几个不知道啥意思。。。晕了不看了

killbill

　第三章：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架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
　　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呜啸声，房屋被炸中后的碎片飞掷声，哭爹喊娘的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渐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
　　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
　　
　　防空壕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
　　
　　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地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
　　
　　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的，最光辉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韶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4日。（当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Z_F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天还是汪精卫的生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富强救国之策。
　　
　　年甫21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当年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 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意义。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淑（王字边），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所以，经书儒典，成为童幼年的汪精卫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淑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十三岁时，汪淑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辞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仅仅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激酿成他反满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满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满清帝王“君臣之义”的留恋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M_Z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由于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他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扬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女娲，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日日不绝，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所以，国人有“精卫填海”之说，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在菊花时所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满清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Z_F，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杂税盛行，纷乱如丝，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Z_F，异族专制Z_F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Z_F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州Z_F，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M_Z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年《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满清Z_F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满清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州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Z_F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仍旧没有丝毫褪色。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呈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Z_F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Z_F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Z_F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满清Z_F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killbill

　惟有实践出真知——南洋的鼓动
　　
　　1907年春，经过满清Z_F的交涉，日本Z_F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Z_F秘密赠款7000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两千元，二人为此闹翻。
　　
　　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火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随。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创设了《中兴日报》。
　　
　　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争取和吸引侨众。
　　
　　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
　　
　　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以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无限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令人耀目燃烧着他自己。
　　
　　汪精卫的宣传帮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据当代人的审美观，汪精卫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晋风度的标准去套，他更是！
　　
　　年青的汪精卫，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闪烁着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
　　
　　“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天皇巨星式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雅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最相交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
　　
　　“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
　　
　　老丑教授尚能致人癫狂入迷，倘若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见，这个节目，定可令国人亿众皆伫立，日韩以外尽欢呼。
　　
　　从1904年到1908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满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M_Z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二十世纪初叶的英杜以及美菲之战，都属于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臂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Z_F）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
　　
　　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见，当时的汪精卫，识见层次之高，远超同盟会许多元老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此人果真是“环肥燕瘦”，少女时代就胖嘟嘟。与日后她受审时的大肉包子脸相比，当时少艾时代的陈璧君，脸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受洗脑，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时年24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他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
　　
　　汪精卫，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
　　
　　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
　　
　　“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国共阵营一大咄咄怪事就是，帅哥美男身边，总伴八怪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他父亲退回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气——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疯！
　　
　　
　　
　　拼却头颅刺虏酋——暗杀摄政王载沣
　　
　　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而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哄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道北京去刺杀满清大酋。
　　
　　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水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满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倾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胖红颜）知已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满清高官。
　　
　　想近二十年前，吾儿开希、柴凌等人，口中高喊“M_Z”，满怀阴险地撺掇同学们“给我上”，他们本人却龟缩后退，最终目的不过跑去西洋作洋狗而已。这些人的喊打喊杀，无非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出国迷心态。
　　
　　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
　　
　　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R_Q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
　　
　　如此非常之谋，陈璧君本人不仅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个是义薄云天。
　　
　　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
　　
　　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人前来照相，银两还真赚了不少。
　　
　　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劻。但这位王爷特别多疑。受惊兔子一样，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得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辩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
　　
　　当时的炸弹，不像今天这样威力大到能炸死几百人。同时，汪精卫等人也怕误杀无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计划。
　　
　　选来选去，汪精卫遂下决心，要弄就弄最大个的，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
　　
　　但是，这位“皇爹”身边，护驾卫兵更是不少，一铁壶的炸药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来想去，几个人就专门向铁匠铺订制一个大铁桶，号码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药。
　　
　　行动目标选定后，黄复生负责踩点探路。几天下来，他发现，载沣上朝，每日必经鼓楼大街。寻摸几日，几个人正好在鼓楼附近发现有截矮墙。
　　
　　于是，汪精卫就决定择日蹲伏于墙后，待载沣经过时，忽然出现，投出炸药，力争把他当时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Z_F忽然派人在鼓楼大街翻新马路，摄政王载沣一行不再走那条路线上朝。
　　
　　路线一改，几个人只得作罢。
　　
　　再探了几日，侦知载沣上朝还必须通由烟袋斜街，汪精卫等人就想在那里下手。
　　
　　烟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杀，没地方躲藏，他们只能想办法在当地租房。当时烟袋斜街无房可租。此计又不通。
　　
　　又寻摸了数天，找来选去，惟剩一处地点可以下手——什刹海旁边的甘水桥。
　　
　　当时，甘水桥三门环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数棵大木矗立，几可掩人。
　　
　　几个人在附近的清虚道观租了一所房子，加紧准备，想在甘水桥下埋放炸弹，等待载沣一行经过时，及时引爆，把他这个满清大酋送“上天”。
　　
　　行此惊天大事之际，胖姑娘陈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汪精卫。
　　
　　汪精卫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对陈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后二人侥幸不死，他一定会娶陈璧君为妻。
　　
　　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三个人，赶着一辆骡车，连夜把炸弹运往甘水桥下。
　　
　　他们正要挖坑，突然一只发情的野狗乱叫，立时周遭吠声一片，三人匆忙离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复来，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土坑。挖扒停当，他们把大炸药罐子埋入桥下。岂料，他们铺设电线时，因先前算计不精，发现铜线太短，不能引出。无奈之余，他们只得悻悻而返，准备转天继续工作。
　　
　　第三天夜间，一切工具、铜线、钳镊准备周全，黄复生、喻培伦先至，二人低头猛干。
　　
　　唏唏嗦嗦间，深更半夜的，忽然有个人影闪出，出现在桥头，东张西望，小脑袋还直往桥下探头。
　　
　　黄复生见此人行踪跪谲，心内发慌，忙把喻培伦唤至近前，让他先返回，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本人从桥孔另一端潜上，藏在大树后，伺察来人。
　　
　　眼看那个人，手拎灯笼，桥上桥下一通转悠，未几匆匆离去。
　　
　　见此情形，黄复生着急。他即刻下桥，扯起已经放开的铜线，准备携物撤离。但坑里的大铁罐太重，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从坑内移出。
　　半个时辰以后，脚步杂沓，出现了三个人，提一盏灯笼，跑至桥下。
　　在黑暗中，黄复生模糊看见，三个人中，除刚才的拎灯笼的人以外，隐约还可看见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
　　
　　至此，这次行刺计划又遭失败。
　　
　　其实，先前提灯笼而来的人，不是秘探，也不是Z_F巡更人，而是个新近戴了绿帽的车夫。三天前他老婆跟野汉子跑了，这车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灯乱找。 “奸夫淫妇”没找到，却在甘水桥下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惊天大秘密。
　　
　　清Z_F“有关部门”不敢怠慢，他们很快就把桥下大铁罐子挖出。
　　摆弄半天，师爷、衙役们谁也弄不清这东西是什么。
　　
　　最后，他们找来美国、日本使馆的人过来看，才赫然发现这是一颗大炸弹。
　　
　　日本“专家”猪脸抖动，仁丹胡猛翘，比划着说：“这个，威力大大的！爆炸，两三里地的东西，全死啦死啦的！”
　　
　　清朝官员一听，全明白了，敢情这是要炸死我们摄政王爷啊。
　　
　　由于主制炸弹的喻培伦专门学过化学，制造工艺很精，美国使馆的人察看后，认为这炸弹是“原装进口”。
　　
　　日本人却对大铁罐子的粗陋表示怀疑，双方争辩不休。
　　
　　清朝衙役见多识广，忙热情送走两位高矮各异的东西洋人。然后，这些人仔细合计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铁匠铺巡察侦问——那大铁罐子的制作工艺，显然出于北京城内的铁匠。
　　
　　清Z_F私下忙得欢，市面却很平静。
　　
　　这一来，汪精卫等人就麻痹了，没有及时撤离北京。几个人仍旧呆在照相馆，商议下一步新的暗杀计划。
　　
　　当然，风声也传出一些。市井小民们纷纷传说，谁谁要炸死谁谁――有说有人要炸死摄政王，有说摄政王要弄死庆王，也有说贝子溥伦想把摄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仪当皇帝，还有说乱党已补被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但听上去皆似谣言，不一而足。
　　
　　从武汉到北京，汪精卫等人所带的一批炸药基本用光。几个人商量后，只能再行分工，分别前往日本、南洋找钱找炸药。
　　
　　在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留守。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清廷衙役已经发现了铁罐的制造者——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看见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来，那里的铁匠铺东家挺冤：我们是应“守真照相馆”的伙计送来的样式锻制的，谁知道这大铁罐子做啥用？
　　
　　又不是锻刀打剑做武器，铁匠铺确实没责任。
　　
　　顺藤好摸瓜。知道了定制铁罐子的买主是谁，一切就好办了。
　　
　　衙役们不闲着，翻蹄亮掌，提枪抡棒，很快就一举端掉了“写真照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依据《大清律》，这二人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如此惊天大案，当然不能为一般官员主审。清廷委派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主管此事，亲自审问。
　　
　　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豪格嘛，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
　　
　　庭讯之时，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争先恐后，各自强言自己是主谋，都把对方说成是从犯。
　　
　　如此情形，时所罕见。
　　
　　特别是汪精卫，玉树临风，铁骨铮铮，言语气度，卓尔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审官肃亲王善耆大加嗟讶。
　　
　　后来，当汪精卫说出他自己正是《民报》的主笔时，使得肃亲王立刻大张其嘴，恭身而立——王爷太崇拜面前这位英雄小伙了，虽然他自己身为满清皇廷血亲，可读了不少期被内廷特务送呈浏览的“大内参”《民报》。
　　
　　先前每每读之，肃亲王爷均拍案不已，大叫“汉书可以下酒”，一直深为汪精卫文章中的识见所折服。
　　
　　如今，《民报》的主笔“精卫”，竟然以阶下囚身份出现在北京，又是亲自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让肃亲王惊为天人。
　　
　　汪精卫自供千余言，笔下生风，一挥而就。同时，他在庭上当众抗言清廷“立宪”之虚伪，痛陈中国即将亡于外国列强之现状，慷慨激愤，斗志昂扬，毫无一丝惧死畏葸之心。
　　
　　以当时大逆之罪，汪精卫自忖必死。他在狱中朗然独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为时人钦慕传诵。
　　
　　狱卒把这几首诗呈给肃亲王善耆。细看诵读之下，这位满清王爷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于是，这位时年44岁的肃亲王，放下至尊王爷的身架，屈尊俯就，亲入狱中，与27岁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卫共座辩谈。
　　
　　这两人，言来语往，惺惺相惜。
　　
　　他们的核心争论点，在于君主立宪问题。
　　
　　肃亲王善耆谆谆而言，似乎很有道理：
　　
　　“革命党宣扬灭满兴汉，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流血革命发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机侵乱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们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
　　
　　“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M_Z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这二人，你来我往，辱枪舌剑，虽然不能彼此说服对方，但相互间渐渐生出倾仰之情。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也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一时佳话。
　　
　　日后，“汉奸”帽子扣上，汪精卫当时这种面对虏王的义士慷慨，也被人泼污成汉奸卖国贼“软骨病”的提前发作。而汪精卫当时与肃亲王的辩论，也变味成了他“很早就与满清Z_F在狱中勾结、妥协、出卖革命”。
　　
　　作为肉身的人，汪精卫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诗中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陵孱颜。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结案之时，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汉官都主张杀掉汪精卫。
　　
　　确实，汪精卫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宗族连诛的可能。
　　
　　世易时移，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满清亲贵，不少人主张免杀——朝廷正在推行立宪，非常应该注重时议。而汪精卫、黄复生二人，只是革命党派来的暗杀小组中的一个。杀此二人，复来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所以，肃亲王等人主张对汪精卫诸人“从宽”发落。
　　
　　即使是身为刺杀目标的摄政王载沣，也在案卷上批复道：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指汪、黄等人）系与Z_F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该生等躁急过甚，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也就是说，摄政王载沣认为汪精卫是“为国罹罪”，即救国心切一时糊涂，干了错事。这样，既显示了清廷的“怀仁宽大”，又显摆了他本人的“能撑船”肚量。
　　
　　于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义的“上谕”宣告，汪精卫、黄复生被判“永远牢固**”，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没柴烧！
　　
　　大好人头保得住，日后万事如春风。
　　
　　如此结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会的同志亲朋，比如胡汉民，早在汪精卫入狱时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其实，身在囹圄的汪精卫，不仅没吃苦，反而因肃亲王之令，广受优待。
　　
　　小伙子在狱中，新房子，好家具，好吃好喝。如此锦衣玉食囚徒，绝非是卖友卖革命得来，乃是其大义凛然和翩翩风采而致。
　　
　　而在汪精卫入狱时最心焦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红颜知已陈璧君。
　　烦如釜上蚁，悲似失魂雁。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无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后，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中，为彰明自己的清白，这小伙子身背一筐手榴弹，奋勇杀敌。伤重被俘后，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千辛万苦下，陈璧君与几位同志辗转各地，筹钱、筹款，终于回到北京，想设法去解救汪精卫出狱。
　　
　　在狱中吃着陈璧君托人送回的鸡蛋，汪精卫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写下五个字：“勿留京贾祸”。
　　
　　在心中，他生怕爱人再遭清廷逮捕。毕竟，刺杀摄政王一事，陈璧君一直有份参与。
　　
　　众同志纷纷出谋划策，想营救汪精卫出狱。救人心切的陈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计，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倒有主见：“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
　　
　　孙大炮对于国内诸事，一般皆料不准，惟独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惶骇万状的清Z_F在请袁世凯去镇压的同时，在北京抓紧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力图以此“高姿态”收买人心。
　　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万事大吉。
　　
　　26天后，清廷以皇帝名义宣发谕令，把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释放出狱。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
　　
　　秋风正紧。阳光照耀在脸色略显苍白、憔悴的汪精卫脸上，美男子英神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剧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
　　

killbill

　血泪已枯心尚赤——多余的感怀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出狱，担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多日内一直为国家统一、避免内战、实现共和而往来奔走。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总统之时，他苦口婆心，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免蹈太平天国那自相残杀之覆辙（这日后也成为其一大罪状）。当是时也，汪精卫完全出于公心。因为，几乎谁都明白，依时依势，那时的中国，惟有袁世凯一人能有最大的可能和能力去结束千年帝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年甫三十的汪精卫，依照其人望和资历，在北京弄个部级官员轻而易举。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潇洒退出官场。为了深造，他西去欧洲，到法国进修宪政学问。
　　
　　观国民党及革命军高层，所谓功成身退者，当时惟孙中山与汪精卫二人。前者是被迫，后者则完全出于自愿。
　　
　　彼时之汪精卫，是拥有无上清廉高尚人格的、万众瞩目的青年伟人。
　　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际，为这位“国父”起草遗嘱的“笔记者”，仍旧是追随他左右多年的最得力之人汪精卫。
　　
　　往后再推，即使到了1927年蒋介石“4.12”清党**之时，汪精卫仍旧坚持容共拥共，高呼“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他还公开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不久，一封共产国际发给武汉中共组织的密令，让汪精卫顿然变脸。因为，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内容：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内部瓦解颠覆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处决“F_G_M”军官……
　　
　　由此，汪精卫忽然大变，由容共拥共，变成坚决的**。
　　
　　1939年，M_Z_D在延安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为题的讲话，依旧肯定地说：“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
　　
　　日后，汪精卫作为“汉奸”的内中原由，太过复杂，本文不想展开剥茧其中隐衷，也没有替他翻案的意思。读者可以找他临终前写好的《最后之心情》（也有说他与日本合作后提前写好），仔细参看，自下结论可耳。
　　
　　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1943年，滞血中年汪精卫到伪满洲国的伪郡（长春）去拜见载沣的儿子、“康德”皇帝溥仪。
　　历史，充满了荒诞戏剧家都无法想到也难以表现的纯黑色幽默。
　　汪精卫刺摄政王时，溥仪年仅4岁，估计他当时并不知道“汪精卫”为何人。随着年龄渐长，这个废帝肯定会对‘汪精卫’三个字渐有如雷贯耳之感。
　　
　　但是，当年的袖剑英雄奇男子，一朝沦为日本人所扶植的伪Z_F首脑，或许在同为傀儡的溥仪心中，汪精卫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
　　
　　一傀儡见一傀儡，着实让人在可笑之余，生出几分凄怆之感。
　　
　　为了按日本人要求，表现出南北呼应的“大共荣圈”团结戏，土肥原贤二安排汪精卫和溥仪会面。
　　
　　想当初，溥仪初为日本人扶上伪帝宝座时，时为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大声痛斥：“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他的名义是‘执政’还是‘皇帝’，都不能改变他傀儡的本质！”
　　
　　十年之后，五十步笑百步，汪精卫一记耳光，似乎狠狠打回在自己的脸上。
　　
　　汪精卫坚持“人格”，非要以宾主相抗的国与国之间的礼仪会见溥仪；而肉傀儡溥仪呢，则在日本人教唆下想以前朝帝王之礼“接见”汪精卫。
　　
　　争执一番，日本人和稀泥，表示让二人以“西礼”相见。
　　
　　甫进“皇宫”，溥仪倨立于大殿的上方，看见这位伪君，汪精卫入门后微笑示意。
　　
　　汪精卫未及站定，溥仪侍从官猛然高喊“一鞠躬”。猝不及防，汪精卫的微笑凝固在脸上，只得跟从礼仪官的喊声，一次一次行三鞠躬礼。
　　
　　厚厚猪肠嘴的康德伪帝眼镜片后的金鱼眼，闪过一丝诡谲的微笑，他自得地注视“汪总裁”向自己低头致敬……
　　
　　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由彼及已，汪精卫越想越气短。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北京汉奸Z_F主持）。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Z_F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
　　
　　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
　　
　　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真所谓：“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陈寅恪）
　　
　　汪精卫的红颜知已陈璧君，一生追随在他左右，不离不弃。抗战胜利后，她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依旧被押。
　　
　　由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与汪氏夫妇有多年之谊，曾向M_Z_X、周总理进言，劝说释放她。
　　
　　M_Z_X当时同意，但前提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从前的汉奸卖国行为。
　　
　　陈璧君“顽冥不化”，坚决拒绝继续“抹黑”已经死去的、她终生挚爱的夫君，宁可继续坐牢。
　　
　　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诋毁自己深爱了一世的夫君。而与她同狱的尿壶“皇帝”溥仪，却因为表现良好，被特赦出狱。
　　
　　我们抛开政治伦理不谈，汪陈二人如此牢不可破的铸情，古今罕匹。
　　乱离动荡岁月，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夫妻之间，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互相揭发，互相监视，互相漠视，甚至是“文革”时代的相互落井下石。
　　
　　但是，汪、陈之情，生生世世，一如水清。
　　
　　汪精卫一生所作诗文颇多，笔者摘其青壮年时代诗歌二首，以彰其当时慷慨报国之情：
　　
　　
　　其一：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
　　 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
　　 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其二：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彷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锜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killbill

　第四章：　夕阳回射照龙旗
　　—— “君主立宪”：满清Z_F最后的稻草
　　
　　
　　在满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
　　
　　发昏抵不了死。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端方的迫切——满清权贵心目中的“立宪
　　
　　作为正白旗出身的满洲权贵端方，只活了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他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救国救大清太心切，最终，造成了他本人和弟弟在四川“非正常死亡”。乱兵大刀交剁下，结束了这位金石大家、改革家波澜壮阔的一生。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托忒克氏，乃纯正的满人。年青时代，他就以才名广为人所知。与荣庆、那桐同并称为北京旗人的“三才子”。1822年，端方中举。甲午战争后，他积极介入维新运动，曾主管过“农工商局”（“百日维新”中的一个短命衙门）。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与维新党人同志同心，他差点牵连得罪。
　　好在端方是旗人，与荣禄、李莲英关系都不错，侥幸躲过一劫。稍后，他得任陕西按察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
　　
　　八国联军入寇之时，端方通时变，在陕西宣布加入“东南互保”。一俟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他又以“纯臣”面目出现，小心护驾，万般忠谨，从此深得慈禧信任，踏上了仕宦的坦途。
　　
　　清末，旗人百官中，多纨绔无学之人。而端方思虑愁长，具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1901年起，他分别担任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要职，其间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介应，大办学堂，鼓励留学生出国，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
　　
　　1905年秋，他又与张、袁二人以及各省督抚一道联名上疏，奏停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郑孝胥曾经这样评价当时大员：“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可见，诸位当朝能臣中，时人对他评价之高。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1905年，清廷号称要“预备立宪”，准备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
　　
　　 “预备立宪”之肇始，与端方大有关系。
　　
　　日俄战争后，痛感中国局势之危，端方在北京面见慈禧时，恳求老妇人在国内实行进一步的宪政“改革”。
　　
　　此时的慈禧，已详知端方从前与戊戌派关系亲密的经历，就随口漫应：“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
　　
　　“还有一事，尚未立宪。”端方答言。
　　
　　慈禧面无表情。“立宪又能如何？”
　　
　　“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听端方如此说，老妇人慈禧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今儿个才听说，还有人给皇上加个世袭罔替的帽子……”
　　
　　毕竟知道旗人端方为大清局势操心，慈禧下旨，准许五大臣出国考察。
　　
　　考察一开始就不顺利，革命志士吴樾一颗炸弹，差点在出洋前就把五大臣都弄上天去见耶酥。迟了一个月，端方等五人才真正踏上出洋的行程。
　　
　　这次公费考察，绝非时下大员们的花公款旅游。八个月下来，端方等五人在欧美诸国一一观览。
　　
　　西洋人的国富民安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让这几个满大人真正睁眼看到了世界。
　　
　　眼花缭乱之际，端方心神稍稳，就下定一个决心和坚定的理念：“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
　　
　　回国后，端方奋笔疾书，写下数份言辞恳切的奏折，请慈禧准许立宪。其中最重要的三份如下：
　　
　　《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陈述立宪必要性，建议预备立宪；《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提出八项政改方案，包括内阁制、司法独立等；《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满汉之间矛盾的潜在危险，建议任官不再分满汉，裁撤各省驻防旗营。
　　
　　作为立宪派魁首，端方的思想，可谓是清Z_F预备立宪的理论来源，其主要要旨如下：
　　
　　首先，端方认为，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数十年中，中国积弱，与洋人数战，莫不丧师偿金，割地求和。洋务派求强求富，结果却恰恰相反――求强反而益弱，求富反而益贫。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清朝的政治体制大不完善。（我们现在的历史书，在回顾“洋务运动”的时候，常说他们“变器不变道”。其实，在一百年前，端方端大人对此已经有深刻认识。）
　　
　　端方痛心疾首道，为什么专制国家行不通呢？因为它任人不任法。无法可依，官吏可唯所欲为，人民受欺压，必定怨恨官吏，最终仇恨导向君主。
　　
　　君位不安，国家必定不稳。如果能实行立宪，任法不任人，官吏都要依法办事，内政可致修明。倘若官吏不肖，自可依照众议，更换大臣，而君主的尊位，却无人能动摇。
　　
　　君安，国必安。从实用主义出发，端方以日俄战争日本胜利为例子，说明了立宪强国的根本所在。
　　
　　当然，端方不可能从民权和权力制衡的深度品评立宪，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贵族出身的局限，使他只能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谈问题。
　　
　　他指出，在古代，各国不相往来，国穷兵弱，还没什么大的危机。当今世界，列强林立，即使我们不与人争，别人也要来此殖民、争地、求利、掠夺。中国泱泱，乃广受外洋垂涎之地，所以，朝廷一定要借立宪而求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端方认为，朝廷应该频布《宪法》（他与梁启超的国民公议《宪法》不一样，是要求“钦定”《宪法》），而且要能做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当然了，端方虽然天天把孟德斯鸠挂在嘴边，他在推出“三权”后，却一直强调“不可侵犯的君主”的重要性。为了让太后安心，他总是强调皇帝应该作为终裁，皇权可以调停一切，裁决一切。也就是说，皇帝高于人民，行政高于议会和司法。这种思想，仍旧带有中国自古以来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
　　
　　其次，端方力推“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宪法中规定，君主实际责任，首相和大臣代替君主为国事负全责。首相和内阁，皆由皇帝任命，负责实际政务，所以，要裁撤军机处。
　　
　　内阁设立后，对朝廷会有两大好处。第一，由于皇帝不负实际责任，国事搞不好，人民不会怨毒皇帝，到时只不过换易内阁成员，皇帝的地位和威望丝毫不变。第二，内阁责任明确，有职有权，行政效率可大大提高。
　　
　　为了怕惹起慈禧猜疑，内阁制可能引起的另一面，端方没有明讲：内阁和议会，其实可以借口说皇帝意旨不正确，拖延甚至抵制上命。由此发展下去，君主可能变成被架空的“虚君”。
　　
　　在指出上述两大条“立宪”的宗旨后，端方深思熟虑地认为，在中国，马上实行立宪，时机还不成熟。
　　
　　他认为，中国业已施行的数千年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差甚巨，人民根本无法习惯忽然实行的宪政。所以，端方主张要仿效日本，以15至20年为期，先预备立宪，逐次设立内阁，然后一步步推行新政，最后才召集议会。
　　
　　摹仿德国、日本，就是要实施“二元君主制”，从“阶级”划分上讲，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享权力。这个步子如果迈得好，确实可以达成一定的妥协，使一国政治趋向稳定和平衡。
　　端方的思路和设计，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和稳妥。二元君主制，虽不是非常稳定的政治结构，毕竟可以成为一种平稳的过渡。如果矛盾在过渡中逐渐消融，国家的富强过程，可能就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和流血。
　　
　　在满清最后挣扎的十年间，外面，帝国列强步步逼近；内里，革命风潮迭连涌现。
　　
　　立宪求变，正是清廷想要消弭内忧外患的大“奇方”。
　　
　　作为朝廷里面的“明白人”，端方一直致力研究各国列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让这位满大人大受刺激——小小日本能一举击败老大帝国沙俄，这不就是立宪战胜专制吗？
　　
　　如果中国立宪成功，自可强国御侮，自可踵随日本之路，走向繁荣和富强。
　　
　　“极左”时期的研究者，总爱讲满清鼓吹“立宪”是什么“取悦”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出于“阶级分析”的一隅偏见。
　　
　　实行立宪，无论是端方还是康梁，基本上都是出于爱国的目的，他们当时根本没有让洋大人进来“抄底”的意思。
　　
　　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掌管中国税务的英国人赫德年老退休之际，正是端方上密折，要求清廷趁机收回关税主权和邮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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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汉畛域——不能回避的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靠枪靠马靠杀人建立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沿续下来，一直到清末――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作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Z_F包办。
　　
　　自清初到清中叶，军事压力强大，“盛世”呼声高，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的政策习以为常，没多少人出来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也常常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徒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的愤懑情绪爆胀。汉人对满人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
　　
　　时至彼时，清廷光靠镇压，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Z_F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
　　
　　“……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面对此种情况，泯平满汉畛域，势在必行。“今日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政治上寻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端方奏折》）
　　
　　对于满清强硬派以军事手段大力镇压的主张，端方大不以为然：革命党人大多居于国外，鞭长莫及，皆年少气盛之徒。一味镇压，只能反而增加革命党的力量。而国内的革命党，隐藏多多，诛不胜诛。“多戮一人，则彼辈多一煽动之口实，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后，清廷上层更加着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平泯满泯畛域的力度更大。
　　
　　7月10日，慈禧下旨，表示要官员立刻上奏全行化除满汉畛域的方法。
　　
　　早在1902年2月1日，慈禧已经下旨准许满汉通婚。满汉官员纷纷带头联婚，比如袁世凯与端方结为亲家，庆亲王奕劻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结为亲家，等等。
　　
　　化除满汉畛域最主要的内容，主要还是取消旗人特权，任官不分满汉，司法同一。至辛亥革命前，清廷推行任官不分满汉的举措，施行最力。以东三省为例，当时总督、巡抚、民政使、道员等36人中，只有总督赵尔巽（汉军旗）和两个副都统是旗人，其余均为汉人。
　　1909年，清廷还下令，官员不论满汉，一律丁忧三年。先前丁忧制度，只对汉人，实际是对汉官的一种限制。
　　
　　至于旗民编入民籍和旗民生计问题，进展维艰。因为，生计问题不解决，旗民还需要Z_F花巨款养活。如果按照清廷购田分给旗民的政策，计口授田，仅京旗一项，就要一亿两白银。
　　
　　如此巨款，哪里去找。
　　
　　被削特权后，旗民不满，汉人更不满——购田授旗，钱从何出？肯定要削剥汉人。
　　
　　泯除满汉矛盾的有些举措，最终更致猜疑。
　　
　　另有一种权宜之计，即挑选精壮旗丁，编入新军或选为J_C。这些人在军中或J_C队伍中，不似汉人易受革命党影响，又能解决其生计，似乎一举两得。
　　
　　但新军只是募兵制，非为昔日八旗那种世袭的兵制，所以成效并不大。
　　
　　取消旗制以及取消旗兵驻防，最后要停发钱粮。宁无可了有，不可有了无。这种工作最难办，弄不好旗人因怨而起，会导致满清后院起火。
　　
　　因此，清廷一直拖拖拉拉没有真正施行。直到清朝灭亡，除东三省以外，其它任何一省的旗人驻防也没有取消，大批旗人仍没有被编入民籍。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解放初期，旗人仍是Z_F一大心病，不少人依靠救济为生。
　　
　　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Z_F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1907 年，军机大臣及尚书中，汉人7人，满人11人）。到了1911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9人，汉人仅4人，其中皇族竟占5人，故被时人讥为是“皇族内阁”。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端方一直忧心忡忡。作为新洋务派官员，他很想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
　　
　　武昌一声枪响，一切都要改变了。
　　
　　
　　
　　又一批人的利益受损——各省咨议局、督抚们在“立宪”中的角色
　　
　　清末的咨议局，全称“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各省推举议员代表，加上部分资政院议员，组成这种类似临时议会的地方机构。
　　
　　咨议局形成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期间，虽然不算是政党，但其中人物多是开明绅士，所起作用十分巨大。议员当中，很少有张茵那种女富豪的要减免妇人税款的“很傻很天真”和穆麒茹那种把钉子户当成房价上涨因素的“很坏很暴力”。
　　
　　1910年8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转年5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特别是第二次会议，联合会明白表示反对皇族内阁，同情保路运动，所以影响最大。
　　
　　之所以能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原因在于民选议员们要求全国范围的联合，推动朝廷宪政改革。清廷罔顾民意，一再拒绝早开国会，只以大半为“钦定”的资政院来敷衍。
　　
　　这个资政院，并不具备国会职能，连它的议长也是朝廷任命，不是经选举产生。
　　
　　不顾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清廷在拖延的同时，下狠手镇压奉天、直隶等地的学生请愿活动，当然还没到打死人的地步，但他们对和平情愿活动一直竭力压制，甚至把天津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押往新疆谴戍（劳改）。
　　
　　当时，清朝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英国人在汉口开枪杀人，进占云南片马地区；俄国人提出新的不平等条款，武力威胁；清Z_F即将向英、法、德、美四国大举借债，监督和管理这些事情，急需有人负责；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史才刺杀后，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全国震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廷不思自悔振奋，反而提出两大不得人心的举措：
　　
　　第一，鼓捣出“皇族内阁”；第二，宣布将原来绅民集股兴办的铁路收归“国有”。
　　
　　由此一来，咨议局的第二次会议尤为重要。
　　
　　咨议局联合会共召开20多次会议，代表本地咨议局以及商团，希望清廷尽快意宪，撤消皇族内阁，改善不良政治现状。同时，联合会发布报告书，认定当时清廷所要施行的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等等，均是“亡国政策”。
　　
　　这些有识之士，向清廷强烈呼吁，不要断绝人民最后的希望。
　　
　　清廷对此不予理会，反而发布“上谕”，斥责议员们“嚣张生事”，威胁他们不得“率行干请”。
　　
　　悲愤失望之余，各省议员散去。回到地方后，他们心态大变，一改昔日为立宪奔走呼号以避免革命之所为，掀唇鼓舌，大谈人心思变，内心中无时不刻准备着清Z_F的垮台。
　　
　　作为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如此激进，清廷显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除各省咨议局以外，各省督抚也逐渐对清廷丧失了信心。
　　
　　1910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在北京发起过三次请愿活动，恳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皆被拒绝。
　　
　　清廷的借口是：国民开化程度不足，“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不可随意更改。
　　
　　到了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的时候，各省督抚都看不下去，联衔奏请，希望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看到这么多督抚大员站到了立宪派一边，清廷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对外宣称把预备立宪由九年缩短为三年。
　　
　　1910年10月25日，湖广总督瑞澂、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红羲、黑抚周树模、晋抚丁宝铨、苏抚程德全、湘抚杨文鼎、黔抚庞鸿书以及伊犁将军广福等人，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清廷组织责任内阁，并申请转年召开国会。
　　
　　立宪派见有各省督抚支持，热情更加高昂，认定清廷一定会答应所求。
　　
　　时为“太上皇”的摄政王载沣，自以为乾纲独揽，根本不愿向国人“示弱”。在作出了有限的缩短立宪预备期的姿态后，他发布“上谕”，只提组织“内阁”的事情，全然不理会督抚们所请求的“责任内阁”之事。
　　
　　在“上谕”中，载沣笔锋一转，指斥各地督抚在当地没有把宪政筹备工作作好，力加申斥。最后，“上谕”明白表示：“此经缩短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这样一来，朝廷就不再给督抚们留有商议的余地。
　　
　　捧读如此“上谕”，各地满汉督抚们由失望而气愤，由尽职而“疏乎”，对清廷产生出绝望情绪。许多督抚纷纷请辞，惹得清廷大加恼火，下旨训斥。
　　
　　摄政王载沣上台以来，一直加强中央集权，即使是搞立宪，目的也是要加强皇权。
　　
　　慈禧老妇人，掌枢机几十年，老谋深算，也不敢轻易动摇地方督抚的权限。载沣如此毛嫩，上来就和督抚们过不去。他抓军权，抢财权，最后连各省的人事权也收归中央，大寒地方诸侯之心。
　　
　　在削夺地方大员权力的同时，清廷百上加斤，加重了地方督抚的责任，一切坏事物都往他们头上推，让大员们无所适从之余，怨气满胸。
　　
　　日俄战争的结果，更使得包括各地督抚在内的“有识之士”对立宪强国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清廷逆势而为，大加遏阻，最终使得这些人尽数对满清高层灰心。
　　
　　日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各地一倡百应。清廷那些握兵有钱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骑墙观望，有人甚至很快就表示脱离清廷。他们的袖手旁观，客观上加速了满清王朝的覆亡。
　　
　　确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近代化运动的深入，国内的士绅阶层和清廷地方大员们，都很想跟随世界潮流。
　　
　　纵观世界各国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过程中，从上层发起的近代化运动，非常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举措，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土耳其与埃及的改革，等等，都是由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阶层，从切身利益出发，顺应生产方式的改变，渐行渐近，有可能实现不留血的革命。
　　
　　可见，大势之下，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如果稍有明智的念头，就应该顺势而为。
　　
　　
　　谁阻挡历史潮流，谁肯定就会为历史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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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光返照”经历的死亡——清廷“立宪”的最终失败
　　
　　我们把话题再回到端方。追溯历史，从某个具体的个人分析，有时候更能从深层、感性地了解宪政失败的原因。
　　
　　在五大臣回国之初的1906年（当时其实只回来四大臣，其中的李盛铎被任命为比利时大使），一同奏请立宪，遭到了当权派的几乎一致反对，其中尤以铁良最激烈，大学士孙家鼎、军机大臣荣庆也加入其中。
　　
　　铁良当时任军机大臣，曾在日本考察过近一年时间。他认为，朝廷当务之急是练新军。只要有一支精壮军队，自然可以镇压国内任何反满风潮。由于他本人与端方、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不睦，所以更特别阻挠立宪。
　　
　　这二拨意见不和的人，在朝中剑拨弩张，争得很激烈。1906年8月的廷臣会议上，铁良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连慈禧本人也感左右为难。
　　
　　双方都很会耍嘴皮子，讲的都有道理。一碗水，一时还真端不平。
　　最后，老奸巨滑的慈禧惯于和稀泥，她既不主张立宪，也不马上否定立宪，只在9月1日宣布“仿行宪政”，拿国事过起家家来。
　　
　　对此，端方等人还是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要首先改革官制。
　　
　　改革官制，其实是在为立宪作准备。端方提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部尚书等组成内阁。
　　
　　依据这样的架构，内阁阁议后，大政上奏皇帝。皇帝的上谕，要经总理大臣及其他重要阁员副署，方才生效。
　　
　　一如常态，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遭受巨大的反对力量。在清末，立宪尤甚。
　　
　　不仅铁良等人死命反对，内阁学士文海、吏部主事胡思敬、御史赵炳麟纷纷上奏加以激烈反对，弹劾立宪之举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
　　
　　最要紧的是，军机大臣瞿鸿禨，表面上中立，暗中上密折，向慈禧进言，说端方、袁世凯等人鼓吹的内阁制，最后会削弱太后的权力。
　　老妇人悚然生出警惕。
　　
　　由此一来，不仅立宪没有立成，最后害得端方到外地去当两广总督。袁世凯也倒霉，被明升暗降，军权基本拱手让与陆军部尚书铁良。其他几位支持立宪的官员，如载泽、善耆等人，均被投闲置散。
　　
　　官场恶斗，一方的退却，绝不意味着即时的善罢干休。
　　
　　端方、袁世凯以及他们的老靠山庆王奕劻，最后把毒火都倾注在背后说坏话的瞿鸿禨身上。
　　
　　奕劻当时是军机处首席大臣，为人贪墨，老瞿偏偏总示人以廉，更显衬出这位王爷的贪污程度。更重要的是，瞿鸿禨极其保守守旧，与新洋务派人士一直不和。他知道自己被庆王等人“惦记”，就努力在朝中寻找盟友，于是就和先前在庚子护驾“有功”的、现刚刚进京升任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结成一派，明里暗里，与端方、庆王、袁世凯等人死命较劲。
　　
　　思来想去，为了解恨，端方、袁世凯等人让线上的上海道台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递密件给慈禧。
　　
　　老妇人当然不懂相片合成的原理，见到照片后，她嗷地一声立起，把手中茶杯摔个粉碎。要知道，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慈禧恨之入骨。
　　
　　结果自不待言，岑春煊在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外放为两广总督。他勉强出京，总想两广之地有大银子捞，稍感宽慰。仅仅过了两天，走到半道，他的两广总督职位又被下旨免掉。
　　
　　乍寒乍暖，着实让岑春煊郁闷。他根本想不到，上海照相馆的哪个师傅一盆洗印水，能害他到如此地步。
　　
　　没多久，瞿鸿禨也被罢免，罪名是“暗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
　　
　　原来，庆王奕劻暗中派人弹劾他，慈禧也察觉瞿鸿禨与岑春煊二人结派，还怀疑他曾把自己要罢免庆王的消息泄露给英国报纸。新老帐一起算，懿旨一出，把老瞿逐出朝廷。
　　
　　岑、瞿两名大员被罢，即清末名闻一时的“丁未政潮”。究其起因，源于端方、袁世凯等人的立宪主张。
　　
　　慈禧老妇人，政治驾驭手段，在她晚年已经臻于炉火纯黑之境。罢免瞿鸿禨后，她当然不能坐视庆王奕劻在军机处独大，就派自己的外甥兼干女婿（载沣之妻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女）醇庆王载沣入值军机处，形成了新的派系牵制。然后，她下令把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个人一起内调为军机大臣。
　　
　　袁、张二人虽都属改革派，之间也有矛盾。如此，满满牵制，汉汉掣肘，作为促裁者的慈禧老妇人，自可安坐高位。
　　
　　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之洞、袁世凯二人，虽然有摩擦，在立宪大政上意见出奇一致。此二人入军机，反而使立宪之事得以顺利进行。
　　
　　1907年8月，在端方等人请求下，清廷下令编纂《帝国宪法》。不久，颁发上谕，筹备资政院。到年底，又令各省筹议设立咨议局。
　　表面看上去，立宪之事大有眉目，一步一个脚印，渐行渐近。
　　
　　人算不如天算！
　　
　　
　　1908年岁末，光绪、慈禧二人两天内相继死去，老大帝国，至此风云突变。
　　
　　老妇人和傀儡皇帝刚死，朝中大权，一时间皆落于摄政王载沣之手，而载泽、载涛、载洵、善耆、毓朗这些满族少壮派亲贵，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以载沣为“核心”的摄政王领导集团。
　　
　　这些人，当然要排斥奕劻、袁世凯、端方一系的实力派。
　　
　　吠吠声中，袁世凯被参罢。张之洞病死后，端方也被顽固派罢免。端方被罢的理由，现在听上去特好笑——慈禧葬礼上，他允许天津一家照相馆前去照相；另外一个罪名，是他派人在墓地风水墙上架设电线照明。本来合情合理的事，被载沣等人派御史弹劾为“大不敬”及“贪横凡十罪”，罢掉了刚作了半年多的直隶总督一职。庆亲王奕劻的官帽虽未被动，但已经被架空。
　　
　　如此，立宪派树未倒，猢狲已散。满清新洋务派们最后新政改革的努力，至此云灭烟消。
　　
　　载沣上台后，对立宪之事丝毫不感兴趣，只想着抓军权。他受德皇威廉的影响，派自己几个弟弟分别进入各个军事要害部门，并让铁良、毓朗等人抓紧训练清一色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载沣很天真，以为从此就可以“大清永固”。
　　
　　少壮派中，从前倾向立宪的载泽等少数人，也忙于抓权弄柄，不再想其它。
　　
　　所以，慈禧死后的满清中央政权，不仅没有呈现开明之态，反而日趋保守。
　　
　　当权派极端反对立宪等变法，并把变法比喻为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他们认为，一切立宪新政，都不是王朝的好事。
　　
　　失去了立宪最后的机会，腐朽的清王朝，等待的只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军中那一声枪响了……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彷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Z_F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Z_F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上述话语，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充满了隐喻和意味深长的暗示。
　　（需要提及一点的是，载沣搞袁世凯，以往人们往往说成是“满汉矛盾”，笔者大不以为然。
　　
　　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觉得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想想，也不尽然。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王奕劻，他可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与端方并称“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都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说载沣是“排汉”吧。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
　　
　　在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系统中掺沙子，引进了不少日本士官生出身的年青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
　　
　　因此，摄政王载沣“排汉”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皇族内阁”成立后，载沣一派逐渐占上风，倘若没有“武昌起义”爆发，这一系人马定会逐渐掌握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实权。
　　
　　所以，清末的集团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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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看到这个题目，马上会有读者不屑：
　　
　　赫连勃勃大王，你写辛亥革命，发生地是武昌，和四川有何干系？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地方，扯得这么远，不是为了多增篇幅骗版税吧？
　　
　　
　　非也！没有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还真就没有武昌新军的辛亥起义。至少，武汉的新军将士们，不会那么早就匆忙起义。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此语，出于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又名欧阳睿年）。这个人，就是描写张献忠屠蜀真相的《蜀警录》那位才子。
　　
　　欧阳直本人籍贯四川广安，大半生颠沛流离，上述二语，是他对生命和所处时代的感慨。
　　
　　但他“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两句话的最早因由，可能来自《北周书》上描写蜀人的一句话——“贪乱乐祸”。这意思，就完全是贬低了，原意是讲当地人刁蛮好乱。
　　
　　对于欧阳直的两句话，郭沫若如此解释：“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说建设性彻底。”
　　
　　老郭一生，瞎话十萝筐，惟独这种解释很有见到。
　　
　　如此，把蜀地之人先乱后治的态势，演义成富有竞争性的建设精神，正说明川地人民具有超出其它地区人民的开创性和超前意识。重庆、四川未分之前，巴人的冒险进取精神，蜀人追求稳定的完善主义，确实在历史上催生了一次又一次耀眼奇葩的盛开。
　　
　　但是，清末的四川保路运动，与蜀人“好乱乐祸”的革命性根本不沾边。
　　
　　清朝Z_F欺负老实人，强行把铁路收归“国有”，想让洋人趁机“抄底”。最终，才导致川地星星火，引发燎原焚。
　　
　　
　　
　　尽是人民血汗钱——四川路权纷争的由来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标志性的交通事业。大概在1864年，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人斯蒂芬森，就已经拟定过在中国建设一个大型铁路网的计划。他以华中的汉口为出发点，西经四川，经云南后直达印度，东达上海。
　　
　　彼时，洋人已有自湖北修铁路入川的打算。
　　
　　清朝末年，眼见中国这块大肥肉的潜在利益越来越大，各个列强一涌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铁路建筑权，并强加借款特权。
　　
　　由于川汉铁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处中国富庶地区，富饶利多，引起各方垂涎。
　　
　　自甲午战争后，清Z_F忽然对洋人变得乖的不能再乖，不敢再和洋人（东洋和西洋）直接干仗。因此，对于这个外交方面的“正常国家”，各列强很少再能找到打仗索赔款的借口。
　　
　　为了弄钱占地方，洋人们就把黑手伸向了中国的铁路，借口修路，划立各处的势力范围。
　　
　　军事入侵改为经济入侵，更能榨血吸髓。
　　
　　老奸巨滑加上居心叵测，列强们谁也不闲着。
　　
　　1897年和1898年两年间，英法两国取得了修筑滇缅、滇越铁路的特权后，得寸进尺，表示要把铁路延筑至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然后再与长江流域铁路对接。德国、美国自然想分肥，也向清廷提出“投资”要求。
　　
　　更甚的是，未经允许，英国人自己就派人入川，勘查修路路线。
　　
　　无论是“投资”还是“助建”，列强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就是对中华大地展开赤裸裸地掠夺。
　　
　　由于铁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兴盛，在四川人民猛烈呼吁下，开明的四川总督锡良（不是铁良）于1903年上疏，力主要中国自办川汉铁路，不让外国人染指。
　　
　　清廷觉得锡良所奏有理，1904年初，谕旨发下，在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到了1905年，官办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两年，终于完全改为“商办”。
　　
　　面对当时列强强索川汉铁路权利的情势，四川人民非常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几年来，他们含辛茹苦，一直推动修路救亡运动。前车有鉴，朝鲜、印度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当时皆因路权被洋人所夺，最终连带主权丧失。
　　
　　四川人民强烈认识到：“（列强瓜分中国之诡计）其最坚牢而最惨败者，莫若铁路政策！”（《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白话广告》）
　　
　　川汉铁路的预定设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重庆、永川、内江、资阳，最后抵成都，终长1500公里左右。
　　
　　1906年，川督锡良与湖文总督张之洞相约，川汉铁路宜昌段以下，连接京汉铁路干线在湖北境内的铁路，由湖北省负责修筑；宜昌以上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省修建。铁路修成后，经二十五年时间，再由湖北省Z_F备价赎回。而四川省的铁路，皆由四川省筹资修建。
　　
　　由于鄂、蜀两地山川险峻，修筑如此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也要达5000万白银之巨。为此，四川人民出钱出力，倾其所有，积极认购股票，连在日的四川籍留学生，也踊跃筹款，四处号召集股修路，并带头认股。
　　
　　根据锡良所定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川汉铁路的修建，只召中国人入股，既不借外债，也不招洋股。集资和股款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认购之股，乃官绅商民自愿以资金认购股票者；
　　
　　第二，抽租之股，凡业田之家，收租十石以上者，按该年实收之数，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各川县“酌情更改，起征点非常不同）；
　　
　　第三，官本之股，以国家资本投入公司作股本；
　　
　　第四，公利之股，川汉铁路公司筹款办实业，收取余利，然后再投入，以作铁路股本的股份。
　　
　　在上述四种股款中，抽租之股（租股）所占份额最大，以1911年集资银两的近1200万估算，租股占76%以上。也就是说，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贵贱，均因租股而与川汉铁路扯上了干系。
　　
　　这样一来，川地铁路就关涉到四川全省中小地主以及广大劳苦农民（自耕农和佃农）的根本利益。“川路股款，独持人民租股为大宗”（《邮传部奏折》）
　　
　　六年间，租股征收总额达928万多两白银，相当于同时期四川省地白银税额总数的3倍，并超过以商股为主的浙江铁路实收股总额的925万两，多于湖南铁路和湖北铁路全部实收股款的864万两，甚至接近苏路、赣路、皖路、黑省、同蒲、洛潼等铁路相加在一起的全部实收总路款的1030万两。
　　
　　可见，川路租股的征收额，为数甚巨，所牵涉在四川的经济利益，不可谓不大。
　　
　　租股同“有去无回”的“封建”捐税相比，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租股股票，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租股股票与购股股票具有同等价值，都可以分取红利。
　　
　　作为垫支资本，租股在川汉铁路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有人可能奇怪，既然修路有利可图，为何清Z_F没有深入“官办”呢？这是因为，当时清廷赔款压力巨大，而要举办的“新政”，也极费钱。
　　
　　在令人喘息沉重的财政拮据状态下，清Z_F根本无力参与这项估款达五千万两白银（甚至更多）的工程。
　　
　　川汉铁路自1906年就开始了勘路工作，1908年又聘主持京张铁路工程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几万筑路工人加紧修建，至武昌起义前，已经修成铁路30多里，因桥洞未完工的未通车铁路也有80多里。
　　
　　相较之下，湖北方面，由清廷聘请洋人为总工程师的宜昌以下段川汉铁路，没有丝毫进展，仅仅做了点象征性的测量工作。
　　
　　
　　
　　让洋人来“抄底”——川汉铁路矛盾的加剧
　　
　　统而言之，腐朽至极Z_F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内极凶残，对外极“忍让”。
　　
　　让洋人抄底，激起亿万民愤，是满清Z_F最大的失着。
　　
　　眼看着川汉铁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越办越好，洋人们急眼了。他们通过外交、报纸等手段，极尽恫喝、诬蔑、要挟之能事，认定川汉路这种不借款、不雇洋人的“自行其事”，会导致“中国前途叵测”。他们还煽动说，清Z_F把路权下放给各省，实在是“Z_F一大错误”。
　　在威逼利诱下，1909年6月7日，张之洞率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的粤汉路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川汉路（湖北宜昌段）聘用德国总工程师。
　　
　　见英、法、德三国捡得大便宜，当时还属于列强“小弟”的美国人眼红不干。在清廷与英、法、德三国谈判的时候，美国已经组成了由摩根银行牵头的银行团。经由美国国务院策划，他们要求加入“国际”银行团并占取主导地位，以图“利益均沾”。美国总统塔虎脱本人对清廷发出“警告”，凸显美国人来分一杯羹的资格。于是，在其他三国点头应允的情况下，美、英、法、德四国成立了“四国银行团”。
　　列强们紧锣密鼓开始分赃款谈判的同时，言辞严厉地“照会”清Z_F，要求尽早正式签订契约。
　　
　　短视、昏庸、怯懦的满清Z_F，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1911年5月9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5月18日，清廷起用先前窝里斗被罢免了直隶总督的端方，任命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
　　
　　5月20日，清廷与美、英、法、德四国列强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磅，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允许四国亨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
　　
　　如此，一纸契约，就断送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且即将把全部的粤汉、川汉铁路拍卖。
　　
　　明眼人皆能看穿，清廷的“铁路国有”，究其所由，内里不过是替四国列强从国人手中把路权夺走，变相没收人民的财产。
　　
　　面对如此卖国之举，连清Z_F所派的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怒叹：“（此）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
　　
　　凭心而论，仔细研究，“铁路国有”政策，虽是清廷“的卖国话柄”，也有其起因与难言之隐。
　　
　　早在1898年，清廷允许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持开办粤汉铁路，由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2条，约定三年内完工，借债400万英磅，期限40年。合同期内，应允给美国公司余利的五分之一。400万磅，九折实付，息金五厘。
　　
　　这一合同，中国在借息、折扣、选路管路等权力方面丧失权力甚多，国人纷纷反对。
　　
　　张之洞事后察觉不妥，就趁合兴公司拖延工程、私下兜售股票为借口，要求废约。
　　
　　最后，中国方面以675万美元的巨款收回了粤汉路权，虽然缴纳了巨额“学费”，毕竟买回了面子。
　　
　　张之洞本人，因废约之举，转脸而成为“民族英雄”。
　　
　　声名再好听，实事总要办。等到张之洞向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乡绅表示筹款修路，大出他的所料――有钱人不作声，无钱人一张嘴。
　　无奈之余，张之洞只得向英国借了110万磅，先补偿给美国的合兴公司。
　　
　　可见，一向以来，中国士绅们往往“口头”爱国很厉害，轮到真金白银让他们出手，就都不吭声了。
　　
　　张之洞认为筹款修路临时持久，十年也凑不到足够的钱数，于是他主张向英国借款。
　　
　　1909年6月，他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得550万英磅，九五折扣，利息五厘。
　　
　　这一借款，与先前的美国借款相比，优惠不少，且在铁路修筑管理权、材料购买权上，没让洋人占太大的便宜。
　　
　　但是，先前已经被点燃的民族情绪支配了舆论，反对呼声日益高涨，都认为“去美来英”的结果，原先的合约不如不废。
　　
　　即使在商办的川汉铁路，士绅管理者们层层盘剥，而“中国特色”管理，也拖得工程进展缓慢。
　　
　　所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老百姓“觉悟”不会那么“高”，革命党人以及具有巨大个人利益的川汉路大股东（由于贪腐过甚，大股东们最怕查帐）更是心有所图，因此导致了四川最终的保路大起义。
　　
　　仔细察看1911年5月9日的清廷“上谕”，其中不少言语，都是当时铁路修建的现实描述：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广东）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鄂（湖北）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
　　
　　而在5月14日护督部堂发给端方等人的申文中，也有不少情实之理：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办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倡，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中国“特色”，古今皆然）。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
　　
　　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一步也未停歇过。
　　
　　透过层层迷雾，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
　　
　　为什么，清廷全面向洋人出卖利权之日，就是预备立宪的破产之时？
　　是历史巧合，抑或是必然的联系？
　　
　　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外，清廷向洋大人全方位地出卖国家利权；对内，他们肯定就要结束预备立宪。
　　
　　西方列强入中国，目的无他，定要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而立宪派所憧憬的“国会”，目的也在于借助“国会”这种新兴力量，以期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掸尘扬沙，一下子深入矛盾本质去看当时的事件。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官绅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强烈要求清朝实现立宪政治，目的在于想使用一种和平的手段，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扫除障碍。出于本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王朝倾覆式的激烈革命。如果清廷把利权出卖给列强，立宪派在经济上势必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立宪派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国权”的丧失。
　　
　　“凡外人之扶植利权于我国也，自铁道、矿山以外，无论其为农为工为商，几有一网打尽之势。故我国欲振兴实业，其必自收回利权始！”
　　
　　因此，立宪派一直反对与洋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办”，他们认为，“官办”，就等于“官卖”。
　　
　　立宪派所掌握的资政院（国会雏形）与各省咨议局，都一直强烈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反对Z_F与洋人签订贷款协定。
　　
　　这样一来，自然使外国列强大为恼火。
　　
　　洋人们在十九世纪末，为什么蜂涌而入中国呢？无他，为获巨利耳。
　　西方各国，由于当时垄断统治日甚，各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正如康奈特所言，“（空前的过剩资本），极其深刻地搅乱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秩序。”
　　
　　在巨额过剩资本的影响下，利息率大幅下降，继而引发频繁发生的危机与萧条，甚至是为期达20年的长期萧条。
　　
　　在如此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避免经济崩溃，躲避过那次“次贷”危机，洋人们自然先要阻止利息率的下降。而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为那些巨大的过剩资本，找到崭新的、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
　　
　　机会在哪里呢？自然在“第三世界”。东方和非洲落后国家，肯定成为资本猛兽贪婪鼻息率先嗅闻的猎场。
　　
　　资本输出开始后，缓冲了西方国家内部利息率的下降，贴现率开始上升，可谓立竿见影。
　　
　　当然了，西方资本入中国，不是能够直接就产生出超额利润。首先，从生产资本角度看，资本必须要先改变形态，化身为生产资料和能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从借贷资本角度看，必须先取得对重要税收、矿山、铁路等大宗物权的抵押，以作为债券发行的条件。
　　
　　依据上述各种“资本”要求，如果想使生产资本顺利输出，西方列强就必须夺取中国铁路干线以及重大工矿产业的投资让与权；而保障借贷资本输出的前提，就势必要直接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下手。
　　
　　所以，西方列强要想利用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为他们自己解困谋利，就必须要率先压制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
　　
　　一向标榜“R_Q”、“自由”为天下先的洋大人们，一反常态，强烈要求清廷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资政院与地方咨议院控制各地的工业与金融。他们不停地吓唬满清上层，表示说，如果清廷对立宪派让步，“将是个莫大的政治错误”（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
　　
　　面对洋人们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士绅的压力，清廷到底偏向谁呢？
　　
　　中国的工业与金融命脉，是给国会，还是给洋人？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惯性思维，以及满清权贵的私心，他们最终选择了向洋人倾斜。
　　
　　如果顺利地出卖利权，当然需要一个以清廷马首是瞻的听话内阁。在这样的背景下，“皇族内阁”就产生了。
　　
　　相比让预备立宪流产，与洋人撒破脸更加危险。这种选择，清廷的皇贵们自以为得计。
　　
　　实际上，他们自掘坟墓，从根本上松垮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立宪活动的最终失败，使得立宪派悲愤欲绝，认定满清王朝根本不足以与之图治天下。
　　
　　和平立宪不成，使立宪派最终倾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重重加上一个巨大的砝码。
　　
　　我们再把话题牵回到铁路。
　　
　　对于帝国主义对铁路的特殊“偏好”，冰雪聪明的列宁曾经有过一段不俗的分析：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M_Z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资产阶级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总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特别对四川这块宝地，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不已。英国人肯德，在1896年，就洋洋叫嚣要把“条约港重庆”变成“远东的‘圣路易’（港）”，不为别的，正在于“这个省份（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认为，法国从劳开修往云南的铁路，要把它一直延伸到四川，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加上德国，美国人的鹰顾虎视，四川铁路，无疑成为洋人们的大餐。
　　
　　七千万四川人民，虽然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但他们几年来怀抱难以言喻的爱国热忱，不惜卖儿鬻女，竭力抵交租股。不怕别的，怕的就是外国人侵占我们的路权和国权。
　　
　　盼了许久，等了许久，熬了许久，最终却得来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的虎狼谕令。
　　
　　仇恨的怒火，顿时燎原而起！
　　
　　讲大历史，有时一定不能忽视其中个人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火线就是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把这项政策变成现实的，则是清末买办官僚资本家盛宣怀。
　　
　　如今，顶顶“红顶商人”、民族工业“先行者”的桂冠，都扣在这个民族罪人的头上。他从前的罪恶，一转而变为光环。
　　
　　笔者不愤，倒要扒扒这位“红顶商人”的皮。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官僚地主出身，最早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起家。三年师爷当的好，李鸿章赏给他筹立“轮船招商局”的肥缺。
　　
　　早在1876年，他就与李大人共同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可以说是很有资历的外交卖国派大员。由于他和洋人打交道日久，熟悉洋人运作的程序，连慈禧也夸奖：“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盛宣怀《墨斋存稿》）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列强不再依靠商品输出赚“小钱”，而是靠资本输出挣大钱。他们除了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商业、银行业外，还“提供”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进行矿产投资。这样一来，盛宣怀这种买办官僚，就正好和他们里应外合。
　　
　　1895年《马关条约》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廷向列强借款达6亿2千多万银元，铁路借款达5亿5千多万银元。其中，盛宣怀一人经手或谈妥的，财政借款占总数的18.5%。铁路借款占57.3%。两者相加，约占总借款的36.79%。
　　
　　为了自己套利，他还以本人控制的汉冶萍公司作抵押，擅借外债近四千万银元，大部分借自虎狼日本。
　　
　　观此数字事实，盛宣怀此人，乃民族罪人，也是列强资本入侵中国的带路汉奸。
　　
　　1898年到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除了直接经营的铁路外，通过“借款”手段，共得到7207公里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而经盛宣怀之手的，就达4232公里。
　　
　　盛宣怀手中最大的一块肥肉，乃他直接控制的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其下有大冶铁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为了自己盈利，他主要是与日本人勾结，十来年间，先后借日债3090万银元，使得产权日益沦入日本人之手。
　　
　　在盛宣怀所有企业中，他大量聘用东西洋人，基本上由买办当高级管理人员，一直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
　　
　　自始至终，在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翰旋、争斗中，盛宣怀一直把“官办”企业逐渐变为“商办”，其实就是逐渐稀释国有股份，类似今日的安平保险。
　　
　　这些脑袋上有红顶子的盗国贼们手段其实不是很复杂，就是一步一步来，慢慢把国有资产偷天换日，变成自己和洋人的资产。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公司中，盛宣怀一直损公肥私，为自己和家族成员MBO不停。
　　盛宣怀一直努力促成的清Z_F“铁路国有”，当然不是真正的“国有”（其实“国有资产”就是“无主财产”，谁官大归谁），而是把铁路权从人民手中抢回去，再转为给西方列强。
　　
　　长年以来，他最善于在出卖路权、滥借外债中得利。只要合同一签，他本人就可以从中得到天价的“买办佣金”，同时可以借“Z_F”之名，不断输送利益给他本人直接控制的公司。
　　
　　为了钞票和金银，盛宣怀顶着“邮传大臣”的帽子，“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几乎连“半夜鸡叫”式的那种门面遮掩功夫都不做，赤裸裸卖国。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接着又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廷本想牺牲盛宣怀这条走狗，革除他的职位，立宪派们嚷嚷要他项上人头。盛宣怀惊骇至极，马上四处哀求洋主子们给他“保护”。
　　
　　洋人们知道此狗可用，纷纷向清廷抗议，最终迫使清Z_F默许他离京出走。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一直受日本人保护的洋奴，四处煽风点火，并在1912年南京国民Z_F成立后，以金钱作饵，唆使孙中山等人以中日合并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
　　
　　这一举动，广受全国人民垢病，当时搞得孙大炮十分尴尬。“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多年后，毛润之先生为孙中山解释说（《论人民M_Z专政》，1960年版）
　　
　　南京临时Z_F与日本人私订借款合同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当大家得知又是盛宣怀这条走狗在从中所起作用后，纷纷表示要杀之以谢国人。
　　
　　从此之后，盛宣怀才算消停。毕竟他在国内、国外财产无数，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起寓公来，养尊处优，直到1916年4月自然死亡。
　　
　　这条洋人走狗，在晚清，既无“中兴”大功，又无科举功名（他仅中过秀才），竟能跃至堪与袁世凯等能臣比肩的官位。在时下“大翻案”浪潮中，他摇身一变，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
　　
　　坏人得良死，让人扼腕愤怒。
　　
　　真个是：修桥补路遭横死，缺德冒烟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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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釜泼油激民愤——从“文明争路”到武装抗暴
　　
　　洋人对四川的凯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经过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不断扩张。
　　七千万人的大市场，如许大的好山川，不仅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能同时进行宗教、文化的侵略。
　　
　　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后，西方列强和小兄弟日本，纷纷加紧在四川的全面经济侵略，出现了众狗争食的局面。
　　
　　《辛丑条约》之后的清廷，完全成为了列强的工具。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仅这一项摊在四川人民头上的银两，每年多达千万两。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奇多，甚至连农民入城担粪也抽税。
　　
　　“粪税”都有，娼妓的“花娟”就不奇怪了。
　　
　　数层盘剥下，四川人民生计艰难，街市乞丐成群，疮痍满目。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四川青年的救国救民热望空前。
　　
　　1902年以后，四川的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去日本留学，到国外寻求救国真理。1907年，吴玉章创办《四川》杂志，连同先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革命书籍，纷纷传入川地。人民争相阅读，大为感动，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加深。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恰似盐入油锅。川地人民，激愤不已。
　　
　　以咨议局为首的立宪派士绅们，开始不敢反应过激，只要求“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说，只要国家能还钱给广大股民，也就算了。
　　
　　但是，6月1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合发出“歌电”，明白表示：“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民众非要筹还路款，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
　　
　　不仅夺路，还要夺款！
　　
　　这一来，连温和的咨议局议员们也不干了，因为这严重损动了他们自身利益。于是，温和派纷纷联合民众，发起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出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人生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仅仅半个月，在川地加入的会员，已超过十万之众。
　　初始阶段，胆小怕事的立宪派人士很担心保护运动酿成“民变”。因此，他们高言“文明争路”。在四处安抚大众的同时，他们派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哭诉，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都很感动，表示他自己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罢官，也再所不惜。
　　
　　1911年7月，盛宣怀等人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宣布这个人为清廷直接委派的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
　　
　　这种行为，就是绕过川汉铁路公司，直接派人去接收川汉铁路，抢夺路权。
　　
　　这一步棋，清廷也是投石问路，试探这一着是否灵验。
　　
　　四川人民愤怒日甚，川汉铁路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开除李稷的职务，上书纠劾盛宣怀。”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罔顾民意，更发出语气严厉的“上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办“闹事”群众，并“钦派”李稷为川汉路宜昌总理。
　　
　　当然，即始如此激动，川民并未武斗，仍旧处于“文明争路”的框架中。
　　
　　接着，他们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由此，保护运动开始走向纵深。
　　
　　随之怒气的加深，川民表示开始拒纳对清Z_F的厘税杂捐。
　　
　　与现在四川的反动文人王胖子卖国求荣拉洋人大腿宣传搞四川“自治”不同，当时的川民，一直保持克制，以“良民”状态进行抗争。他们四处摆放光绪皇帝的圣位牌，或粘于门首，或供于街道通渠，焚香礼拜，以显示保护运动的全无“犯上作乱”之意。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到处串连，煽动演说，致使保护运动的内压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汹汹暗涌现的四川大潮，清廷依旧不让步，反而下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一定要“切实弹压，毋任嚣张。”
　　
　　温驯如羊的人民，一激再激，终于忍无可忍，准备以更激烈的方式对抗朝廷的不公。
　　
　　1911年9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正式发布《通告》，号召全省抗粮抗捐抗税。
　　
　　倘若川地摇动，云南、Expensive City、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平素仰仗川地的地方，定将坐困。四川一动，西南半壁，中原根本，无不动摇。
　　
　　清廷急眼，认定抗税抗捐的举动，形同反逆。他们在加紧指使赵尔丰镇压的同时，力催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弹压。
　　
　　腐朽无能的清廷，至此，把它自己完全摆在了与人民对立的一面。
　　原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就被酿激成了“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9月6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场中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推书》。这份印制品，使清廷震怒，因为其中内容“狂悖”，大有造反独立之意。
　　
　　死催的清廷，严厉下谕，死催赵尔丰动真格地进行镇压。
　　
　　朝廷谕令，不能不遵。
　　
　　9月7日，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并封闭了两个机构。继之，赵尔丰下令查封了《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等报刊，严令四川人民开市复业。
　　
　　他警吓说，“敢有聚众入署（总督衙门）者，格杀勿论！”
　　
　　本来，赵尔丰想立即把被捕诸人杀掉，以警吓民众。此事重大，他不得不把时为成都将军的满人玉潉请来商议。
　　
　　玉潉出乎意料，坚决不同意随意杀人。他认为，蒲殿俊等人是善良士绅，不是反逆乱民，哪能随便杀戮。应该先行请旨，如果朝廷要杀，再杀不迟。
　　
　　二人正商议不决的时候，成都市民得知保路运动的领袖们被捕，义愤填膺。成百上千的群众，不召自至，头顶光绪帝牌位，手持根香，从四面八方涌向总督衙门，请愿Z_F放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赵尔丰走出了他一生中最臭的一招棋――下令士兵开枪。
　　
　　真敢开枪？真敢！
　　
　　面对手无寸铁的、一直不想“犯上作乱”的、善良的四川请愿民众，清军排枪乱放，当场杀死三十多人。
　　
　　血流遍地，死尸横陈。
　　
　　被杀之人，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来自各行各业，皆一世良民。他们临死之时，怀中仍紧抱不绪帝牌位不放。
　　
　　善良的幻想，被残酷的子弹一一射穿。
　　
　　枪林弹雨下，成都人民不屈不挠，仍旧向总督衙门涌来，泪血涕零，要找官家弄个“说法”。
　　
　　赵尔丰手下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是个狂妄无脑的兵痞，竟然丧心病狂，下令要士兵开大炮轰击。
　　
　　危急时刻，成都知府于宗潼嚎啕大哭，扑身于炮口，以肉身阻挡，才避免了士兵对川民更大规模的屠戮。
　　
　　成都城外人民闻讯后，悲愤不能自抑。他们冒着大雨，集合起来，徒手白布，向城内行走，致哀请愿。未及入城，突遭士兵枪击，又有数十人被杀，尸横城下。
　　
　　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是，赵尔丰为了恫赫人民，竟然还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任由几十具尸体摆放在督府面前，胀腐暴尸。
　　
　　景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
　　
　　成都血案，点燃了四川保路起义的引线。
　　
　　当然，我们时至今日，再回首，阅读赵尔丰杀人后发出的白话告示，其中所讲，似乎不无道理：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所拿的首要，并非为争路的事实，因他们借争路名目，阴图不轨的事。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所以本督部堂下车的时候，即为我们四川百姓代奏，又会同将军各司道代奏，又联络官民一齐代奏，本督至再至三，那一回不是为我们四川百姓争路？
　　
　　“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拿办，更何至拿办有官职的绅士？若论此次所拿的事，是因他们这几个人，要想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敢抗捐抗粮，明目张胆，反抗朝廷。并分布各州县设办事处，胆敢收地方粮税，并胁迫我们百姓，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粮，偏要为他们乱党纳粮。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税，偏要为他们乱党上税。且于省外州县解来的地丁钱粮，扣住不准上库，更要造枪造炮练兵练勇，自作自由，种种背逆行为，我们百姓皆于报告中共见共闻者，此尤背逆之显见者也。
　　
　　“他们包藏祸心，偏要借著路事说那好听的话。试问抗粮税、造枪炮、练兵勇这与铁路什么相干？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故借争路名目，哄弄大众，说的是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之人，自然也为其所惑，随声附和起来，故此愚民百姓，更容易哄骗了。他并敢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举事，作谋反的举动。
　　
　　“果然十六日，四处便来围城了。若不是关城的早，城内进来这些乱人，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尔等乡愚无知，受其愚弄，实堪矜悯。所以昨日扑城，抗拒官兵的人犯，虽是无知妄作，自犯死罪。本督部堂念其皆是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
　　
　　“总之，此次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的事实，系为背逆朝廷的事，本督部堂系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不但不株连我们的百姓，并且不妨害我们争路的事。就是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了。……（《赵督告示》）
　　
　　
　　
　　仇恨怒火势燎原——保路同志会大起义
　　
　　 “成都血案”的发生，给了同盟会以最好的鼓动革命的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
　　
　　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提前宣告了满清的覆亡。
　　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以下简称“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头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茶县、新津、灌县等地扬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
　　
　　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Expensive City、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
　　
　　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Expensive City、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
　　
　　在派出端方入川的同时，清廷指派曾在四川灭义和团有经验的岑春煊入川，帮赵尔丰平祸。
　　
　　老岑心里打鼓，一路磨蹭，直到9月底才从上海行至武昌。见各地局势吃紧，他脚步底抹油，又托辞回上海。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严令催迫他带兵经由河南入陕，入川剿办。见各省纷纷独立，老岑很狡猾，躲在上海租界内不出，终于躲过革命的一大劫。
　　
　　四川“同志军”大起义，兴兵数十上百万，与清军相互杀伐，愈杀愈惨，愈惨愈杀，终于奠定了四川独立的基础。
　　
　　独立，这个词在清末民初有其特殊的含义：“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
　　
　　最早在四川独立的，是茶县独立。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同盟会员，率“同志军”六万余人，成立茶县军Z_F，宣布茶县独立。他们的纲领，正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所以，茶县独立，开全国独立之先河，时间上要早于辛亥革命。
　　茶县独立辐射力巨大，进而推动了广安独立、重庆独立以及蜀军军Z_F的成立。
　　
　　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11年11月5日夜，新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等二百多人，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起义。他们杀掉清军东路卫戌司令后，挥师东下，经由简州、乐至、安岳、潼南，在合川走水路，兵临重庆城。城内，在同盟会、哥老会影响下的军队很快起义，里应外合，开门迎接义军。
　　
　　兵不血刃下，坚城重庆光复，“汉”字白帜遍布城内，蜀军军Z_F成立。
　　
　　重庆义军废清朝宣统年号，以1911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树十八星旗。
　　
　　11月27日，由端方携带入川的湖北新军两标人马起义，在Expensive City杀掉了这位满清大员。
　　
　　再说回成都。四川大乱后，清廷任端方为钦差入川救火。端方首先电令赵尔丰放人。赵尔丰不干，上奏说一旦把蒲殿俊、罗纶等人释放，这些人肯定会“纠合徒党，与群匪联为一气，”并参劾端方激起更大的祸乱。
　　
　　清廷很生气，下旨撤掉了赵尔丰的署理川督一职，改由端方接位。
　　这时节，赵尔丰进退尴尬，由于端方还未来得及赶来成都，他只得在成内四调巡防军，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
　　
　　兵钱在手，赵尔丰想伺机自保。
　　
　　1911年11月15日，现了红脸又扮白脸，他亲自入狱放人，大设酒宴，在督府款待蒲、罗等人。酒席间，他摊出一堆电报、公文，为自己先前的杀人行为开解，说都是盛宣怀、端方那些人窜掇朝廷逼自己干事。
　　
　　果然，蒲、罗等士绅真是“良民”。眼见成都以外的四川大地已势若沸釜，他们心中着慌，立刻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恳求大家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继续当好百姓。
　　
　　到了此时，任谁出来说话也白搭。
　　
　　弦上之箭一经发，再也没有回头路。
　　
　　辛亥革命爆发后，独立浪潮风起，全国响应。
　　
　　久经宦场的赵尔丰见势不妙，很知进退，就与立宪代表私下磋商，想来场不留血的权力交接。11月22日，他们共同签署“四川独立条约”。
　　
　　赵尔丰把行政权交给蒲殿俊，军权交与他的心腹、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他本人依旧保有个“川滇边务大臣的衔头”，在城内掌握先前选拔的边军精锐，籍以自保。
　　
　　11月27日，典礼隆重举行。赵尔丰把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交予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宣告四川独立。
　　
　　一时之间，成都城内，遍树白旗，中间各绣斗大一个“汉”字。
　　
　　典礼后，参加人员一律剪辫，表示脱离满清统治。
　　
　　心中打鼓的赵尔丰所不知道的是，白天他在成都“独立”，晚上，他的老同事端方就在资州被新军杀了头。
　　
　　乍看上去，成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可惜的是，仅仅12天，大汉成都军Z_F就破产。成都城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在烟火与杀戮中，不仅平民百姓纷纷被杀，赵尔丰本人也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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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能臣”的悲剧——赵尔丰与端方
　　
　　由四川保护运动而起，酿发为“同志军”大起义；由“同志军大起义”，而引致清廷四处抽军去四川镇压；由湖北新军被调拥端方去四川“剿匪”，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由“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导致端方、赵尔丰两个人的被杀。
　　
　　辛亥革命间，清朝封疆大吏级别的官员，仅有三个人死于非命，竟然有两个人栽在四川（另一个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不由不使人想起“入西川二士争功”的钟会、邓艾的“老悲剧”。
　　
　　
　　
　　可惜白首悬朱门——赵尔丰
　　
　　赵尔丰、端方二人，倒不是在川地“争功”被杀，乃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牺牲品”。
　　
　　先讲赵尔丰（1845-1911）。他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这位爷，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作过几任县太爷（山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受川督锡良赏识而入川，任官永宁道台。
　　
　　“赵屠户”之名，并非是赵尔丰在“成都血案”时所得。1904年封溪（今古蔺县）哥老会暴乱，他捕杀当地匪人3000多，时人称之为“赵屠户”。那时的 “赵屠户”称谓，不一定全是贬义。乱世用重典，不能杀人，不会杀人，肯定当不得好官。但杀人过多，乱杀人，最终自己也要被杀。
　　
　　被后人骂了近一百年的“赵屠户”，其实拥有一段无比光荣的个人英雄历史，世易时移，所有那些光荣几乎被全然泯除了。
　　
　　抹掉历史厚厚的尘埃，我们发现，这位赵尔丰，是一位有大功于国的、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自1905年至1910年数年间，赵尔丰在川滇边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1908年，他率兵入藏，屡屡击改由英帝国主义者操纵的西藏叛匪，大行改土归流，极大促进了川藏边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使得我国西南边防大为巩固，维护了国家统一。
　　
　　1905年，赵尔丰率兵平定西康土司叛乱后，清廷设立了一个建制相当于省级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被任命为边务大臣，专门经营西藏以及川滇地区。这个特别区，东起打箭炉，西到丹达山，北抵青海玉树，南至云南中旬，地盘不可谓不大。
　　
　　经过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清廷对藏区政治极为敏感。在清廷屡出不鲜的臭棋当中，在藏地的臭棋，就是召回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文硕，派去了怯懦无能的“老好人”升泰。升泰这个人，根本不懂边区政治，他一直压制当地抗英的僧侣。幸好有大臣张荫棠及时入藏，把升泰等一帮庸官查撤。
　　
　　1904年，英国派出一支武装，从哲孟雄（今锡金）出发，在江孜大败藏军，入侵拉萨，迫使班禅签约。在条约中，西藏的外贸等特权，尽归英国。由于当时的驻藏大臣凤全处理喇嘛势力不当，达赖集团转向英国人的怀抱，凤全本人也被藏军围攻，在巴塘被杀。
　　
　　正是如此危难之际，赵尔丰被委任为边务大臣。
　　
　　到任之后，赵尔丰令行禁止，汲取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验，在当地加快推行改土归流。他取消一切土司“自治区”，兴办各种文教事业，改革赋役，极大削弱当地土司的特权，维护了中央Z_F的威权。
　　1908年，赵尔丰因政绩突出，被清廷加上“驻藏大臣”一个衔头。
　　听说在川藏川滇边区大行“改土归流”的赵尔丰要入藏，西藏地方势力大恐。他们一面上奏说赵尔丰“仇视黄教”，一面加紧调兵遣将，想武力拒绝赵尔丰入藏。
　　
　　西藏的喇嘛政权在上奏说赵尔坏话的同时，狂妄提出新要求，要求清廷按照先前吐蕃在唐朝的疆址，给他们划出个“大西藏”来。
　　
　　这种俨然自居敌国的猖獗，让赵尔丰抓住了把柄。于是，1909年，赵尔丰亲率战斗力很强的巡防军开向查木多（今昌都）。
　　
　　清军一路克捷，活捉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后藏搞独立的波密王白马寿翁。历数罪恶后，白马寿翁被清军砍下人头。这位古吐蕃后裔的王爷，其实大可以留着，因为他一直不服当时西藏喇嘛政权，往往率兵进袭，打得藏兵败遁。清军杀了此人，倒替西藏政权剔除了一个“隐患”。
　　
　　最远向南，赵尔丰的巡防军一直打到了查隅，并在那里设县。
　　
　　如今，提起赵尔丰，在海外的**分子无不咬牙切齿，忙不停地“控诉”他当年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人多么残忍。所有“控诉”，完全是造谣诬蔑。
　　
　　赵尔丰一代雄才，在川藏边地恩威并施，当时广受康巴人（又称嘉戎藏族或白马藏族）欢迎。康巴人长期受西藏地方政权的沉重盘剥，盼清Z_F军如盲人盼月，坚决拥护中央Z_F的改土归流政策。
　　
　　1910年，巡防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对这个卖国不争气的家伙也不客气，下谕剥夺他的十三世达赖名号。
　　
　　赵尔丰进军藏区，不仅使得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的边地改土归流三十余区，且使得英国人对西藏的渗透严重受阻。
　　
　　由于赵尔丰粗立独立西康建省规模，以至于学者尚秉和如此评价他：
　　“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
　　
　　赵尔丰为人，诚为一代治才。他勇于任事，为官清廉，善于知人善任。这辈子倒大霉的是，其兄赵尔巽从川督位子上离任后，为弟弟谋求此职。据说，赵大哥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子，方换来兄弟赵尔丰署理川督一职。
　　
　　时兮命兮，赵尔丰这下子倒好，正趟上四川保路运动的“浑水”。他掉了脑袋不说，还因妄杀平民而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那么，既然在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运动中，他以退为进，已经交出了权利，赵尔丰又是如何被杀的呢？
　　
　　遍览1949年来以后的辛亥历史评述，对于赵尔丰之死，百分之九十九大致如下描述――1911年11月27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仍贼心不死，拥兵督署，煽动兵变，妄图恢复清朝反动统治。12月22日，新任的革命派都督尹昌衡派人把他当众斩首，以平民愤……
　　
　　这是历史事实吗？当然不是！
　　
　　“大汉四川军Z_F”成立后，蒲殿俊书生，朱庆澜武夫，二人都是浅视之人，互相争权夺利，根本不能控制当地时局。
　　
　　散布在城内的巡防军、陆军、同志军，在“革命”胜利后，皆以功臣自居。这些兵哥、地痞，不少人花天酒地，在城内为争妓女大打出手，整日持枪拥械，招摇过市。哥老会的“袍哥”们，头戴珠花，拎刀持枪，嚣然往来，赌博**，争风吃醋，抢占地盘，无所不为。他们相互打杀，互有死伤。
　　
　　对此，蒲、朱两个正副都督皆束手而无能为。
　　
　　特别可笑的是，面对如此乱局，蒲、朱二人想搞一次公开的大规模阅兵。他们的意愿很“善良”——阅兵，可以整顿部队缺额，增加军队凝聚力。
　　
　　为此，罗伦力谏，认为局势很乱，新军、巡防军人怀异心，不能匆忙阅兵。此外，宣布独立时，蒲殿俊曾许诺发给官兵三个月“恩饷”，一直未发，士兵心怀怨恨。
　　
　　蒲、朱二人不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他们率一行人在成都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开始还好，训话之后，蒲殿俊提及要发给士兵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士兵大哗——不是答应发三个月“恩饷”吗！
　　
　　大吵大喧间，后列的巡防军士兵有人趁机发枪。一时间，校场内子弹横飞，士兵开始哗变，高呼呐喊，大闹校场。
　　
　　见势不妙，蒲、朱二人及随员四下奔逃躲避。
　　
　　哗变军士呼啸而出，成群结队在成都城内的藩库、银行、商店，以及居民家中进行抢掠，称之为“打启发”。
　　
　　当晚，新军的口令本来是“启发”。巡防军哗变后，蒲、朱二人调城外新军来弹压，但这些人入城后也加入抢掠队伍。结队劫掠之际，士兵们互相见面互问口令，于是街道上充满了“启发”一词。
　　
　　这些打“启发”的兵痞，迎面相遇，心照不宣，皆呼“不照，不照”，即各抢各的，互不干涉，各自去打各自的“启发”。从那以后，“打启发”成为成都的“新方言”。
　　
　　市内无赖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四处抢劫放火。锦官城，顿时成为一大劫场，浓烟四起，喧噪满城。
　　
　　枪声，炮声，哭声，喊嚎声，不绝于耳。
　　
　　仅藩库银一项，乱兵们就抢走800多万两。
　　
　　这个时候，罗伦、尹昌衡出场了。
　　
　　罗伦在川地，身后是强大的哥老会势力。本来他以为军Z_F都督是自己手中物，岂料被书生蒲殿俊取走，忿忿不平。而尹昌衡呢，身为原清军十七镇的川籍军官，自然与罗伦一拍即合。他在赵尔丰交权的时候就以军力要挟，在军Z_F谋得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赵尔丰本人，在四川独立后，听闻北京的清Z_F并没有立即倒台，大有后悔之心。他确实一直在暗中鼓动从前的部下伺机而动，但没想到却让罗伦、尹昌衡二人抢了个先手。他的主要心腹朱庆澜，反而在兵变中苍惶逃走。
　　
　　哗变的巡防军中，不少人是鄂籍、湘籍士兵，而川籍的尹昌衡等人立刻去凤凰山军营，召集川籍军官准备趁乱收权。罗伦也不闲着，忙遣从人去城外招呼，哥老会、同志军纷纷入场，最终“安定”了成都的局势。
　　
　　先前在兵士们以后捡拾余财抢劫的哥老会“自卫团”，摇身一变，开始四处劫杀那些抢掠已饱的变兵，加入维持秩序的行列。
　　
　　时在成都的郭沫若本人，曾亲眼目睹一幕：有个人身穿灰鼠皮马褂，下身穿狐皮袍子，在街上匆匆行走，准备赶往城外。路中，那个人忽遇本地哥老会的“自卫团”，喝令他停住。几个人扭在一起，其中有个哥老会成员手快，一梭标就把那位爷捅个透心凉——这位兵爷抢劫后“化妆”不严谨，上身军装虽脱，却忘了换那条有红竖纹线的军裤，故而被认出。几个人翻剥尸体，从这位兵士尸体上又剥上好几层狐皮好衣服，贴身的，竟然是一件女式皮袄……
　　
　　在军人的拥戴下，尹昌衡终于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上轿扎耳朵眼，为了与同盟会结盟，一直瞧不上“党人”的尹昌衡火线入党，连夜加入同盟会，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
　　
　　在兵变的当晚，赵尔丰以为机会再来，认定要“变天”，就手谕旧属归队。在辕门外，他重新以川督名义发示文告抚军。落款处，还恢复了宣统年月日。
　　
　　让他没想到的是，尹昌衡、罗伦等人已经掌握了大局。
　　
　　至此，赵尔丰立时成为尹、罗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拨之而后快。
　　
　　成都城内，谣言四起，传说赵尔府内暗藏数百兵士，机枪数挺……
　　由于赵尔丰手中还有兵，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老赵倾诉“哀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服赵尔丰交出手下三千人马。
　　
　　赵尔丰被感动，果然写手令，让手下官兵听从尹昌衡统辖。
　　
　　当时，赵尔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身患大病，熬药卧床。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使得尹昌衡喜出望外。
　　
　　于是，在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后，尹昌衡在12月22日凌晨，派手下管带陶泽锟去督府衙门去捉拿赵尔丰。
　　
　　陶泽锟率一标人马，从督府后墙闯入。岂料，刚闯到卧室门口，迎面就从里面射出一梭子子弹。
　　
　　打枪的不是别人，乃赵尔丰手下一位“女侠”婢女。
　　
　　陶泽锟火起，闪身上前，一刀剁死了这位“蛮女子”（这个姑娘是个美貌实心眼的少数民族女子），把躺在床上正养病的，头发因身心交瘁而早白的赵尔丰拖出屋子。
　　
　　尹昌衡出现，仍微笑对赵尔丰示意，要老赵随他到皇城内的军Z_F。
　　但是，老赵此去，再没有受款待。迎接他的，是大清早就布置好的“公审大会”。
　　
　　面对两面三刀的尹昌衡，被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破口大骂。
　　
　　当着明远楼下黑压压的军民大众，尹昌衡高声问：“大家说说，该怎样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回响四周：“杀！杀！杀！”
　　
　　赵尔丰在成都日前杀了几十个人，如今凭白交出手中枪把子，此刻无奈，只得任载任杀。
　　
　　陶泽锟亲自持刀，上前一挥，将赵尔丰人头砍下。
　　
　　然后，陶泽锟手持人头，飞身上马，在成都闹市显摆一大圈。中途，陶管带本人差点被人冷枪射杀……
　　
　　笔者手中，有两张赵尔丰照片。一张，是他当巡边大臣时所摄，面孔周正，容貌宽厚，目光弘毅；另一张，上面标有“逆贼赵尔丰即赵屠户之尸首”，显然是四川军Z_F印发的宣传品。这张照片上面的赵尔丰，已经身首分离，脑袋被置放在他自己的右肘处，眼睛微微张开，显然是死不瞑目……
　　
　　观今“**”嚣然起，仍思平边赵将军！
　　
　　至于尹昌衡，这位心计多端而极其好色的军头， 1912年4月17日成渝两个军Z_F合并后，被推举为“四川都督府”的都督。1912年底，被袁世凯任命为西征总司令打败藏军后，他被老袁骗入北京。没多久，他就被袁世凯投入监狱。人精遇上大人精，只能自叹命苦。苦命人，命并不苦。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后就特赦了尹昌衡。大折腾后，这位军爷竟完全退出政坛，专心著述，直到1953年才病死于重庆，享年70岁。也就是说，当他杀赵尔丰时，正值27岁英飒之年。
　　
　　
　　
　　（另：有关赵尔丰被杀细节，可参看郭沫若1936年至1937年在《宇宙风》上连载的回忆录。）
　　
　　
　　
　　
　　万古同悲蜀道难——端方
　　
　　早在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后不久，就重新启用端方，委任他为督力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后，为了配合赵尔丰在四川的镇压活动，清廷授予端方有权调遣四川新旧各军的权力，并给他加一顶“钦差查办大臣”的帽子。
　　
　　清廷之所以让已被免职的端方去督办铁路，在于他先前有过“路事”经验——1905年他任湘抚时，曾与张之洞一起处理过废约赎路之事。所以，当时端方这一级别的清廷“大吏”，只有他懂得这个行当。
　　
　　被迫上任的端方本人，绝非是简单历史描述中为清廷保驾护航的“反动派”。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不仅反对“铁路国有”，而且更反对“主权洋有”。观其先前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所为，他一直支持商办铁路（或绅办铁路），并着力维护国家主权。
　　
　　随他而行的亲弟端锦，一直在各国留学。他在国外所攻专业，就是铁路专业，并著有《日本铁道纪要》一书。这个人，也是清廷“铁路国有”的反对者。
　　
　　兄弟俩人，相携而出，很有劝谕四方之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替朝廷平息骚动。
　　
　　可惜的是，哥俩命苦，从此踏上不归路。
　　
　　“铁路国有”最大的推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高卧京中，却把端方推出来顶缸，冒天下悠悠之口，踏鄂川魑魅之途。
　　
　　临行前，端方上奏折，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
　　
　　但是，被盛宣怀所迷惑、把持的的枢臣会议，否决了他的建议，严催端方上路。
　　
　　见事已至此，端方只得附合上旨，电告涉路有关省份的督抚，让他们协商会办。
　　
　　经行路上，端方一直在湖北拖延。他反复上折，坚决反对盛宣怀那种更进一步刺激川地士绅的“洋商包工”作法，以图迁就民意。
　　京城邮传部由盛宣怀作主，内阁也不干，还拒绝了端方提出的国家另辟新线开筑新路的要求，不给川地士绅一点回转的余地。
　　赵尔丰制造 “成都血案”后，端方意识到川地已是待炸的大锅，更不想前去。
　　
　　朝廷发出一道又一道“催命符”，逼他“即刻”入川查办。
　　
　　被逼无奈，端方只得携湖北新军第八镇部分士兵离开武汉，乘“楚同”舰，经水路往四川走。
　　
　　到了宜昌后，他电报上奏，与朝廷、盛宣怀反复理论，甚至一度想辞职不干。就这样，他在宜昌拖了十来天。
　　
　　清廷不许，电谕他火速入川。
　　
　　11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夔州（今奉节）滞留了两日。朝命严催，不得已，他在11月13日那一天到达资州。7天前，清廷已下令任命他为署理四川总督。
　　
　　端方携兵入川，一路上对民对兵竭尽赤诚，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房屋无非是“养猪堆粪”之屋，着实难为了这个素有洁癖的大学问家。
　　
　　艰辛如此，他不辞劳苦，每到一处即鸣锣聚众，宣示朝廷“德意”，劝说川民，以语言化解地方的动乱。
　　
　　鉴于四川各地“同志军”蜂起的现实，端方不敢再走，只能愁守资州孤城，观察形势。
　　
　　他知道，乱世之时，驯顺听调的军爷们，很可能一夕变脸。为此，端方不惜屈尊俯就，与那些连排级的军官们拈香结拜。途中有士兵抱怨脚痛不能行军，他竟能雇人抬轿扛着这些士兵上路。每有兵士患病，端方的弟弟端锦本人亲入营中，端汤伺药。
　　
　　形势不饶人。鄂军中，有革命党人田智亮受蜀军Z_F命令，要他发动新军党人，杀端方起义。
　　
　　11月26日夜间，鄂军中的党人士兵们在城郊开会，推举三十标第一营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行动步骤分为三部：
　　
　　第一，杀端方；第二，剪辫；第三，回军援武汉。
　　
　　得到城内军变，端方、端锦兄弟知道大祸临头，相拥痛哭。
　　
　　笔者认为，当时端方的眼泪，更多是为他无辜的弟弟而洒。
　　
　　端方被杀情形，由于写“回忆录”的人太多，掺杂的水份和误传因素太多。大致整理过后，可勾勒出如下史实轮廓：
　　
　　端方、端锦兄弟二人，正愁坐屋中，新军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兄弟二人出门。
　　
　　无奈，只得依从。端方、端锦兄弟，被士兵挟至资州城内的天上宫。
　　坐在条凳之上，端方为救自己兄弟性命，心存侥幸，对士兵说：“我原本陶姓汉人（这是说谎，他是正宗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现在想改从原先的汉姓，可以吗？”
　　
　　士兵们摇头：“晚了！”
　　
　　“我在湖北治军，一路入川，待弟兄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有一下级军官应声：“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原本为报国仇！”
　　
　　未等端方再言，有士兵叫喊：“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一个名叫卢保清的士兵，率先持菜刀冲上，兜头猛砍端方。
　　
　　端锦趋前护兄，被士兵任永生抡起指挥刀，一挥头落。
　　
　　端方在血泊中挣扎，欲揽弟弟的头颅于怀，随之被乱兵砍落了脑袋。
　　这些入川鄂军，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杀死端方，无非是想自明心迹，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
　　
　　他们砍落端方、端锦兄弟二人的头颅后，为了“防腐”，把首级浸于两个煤油桶内，在送回湖北的一路上一路“展示”，最后交呈黎元洪邀功。
　　
　　清末大吏达官，手染革命党人血债的人多矣。似乎天道无知，绝大多数人安危无恙，富贵始终。反而开明如端方者，却惨遭野蛮残杀。
　　
　　这位爷，曾创办湖北第一座图书馆，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幼儿园，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首先引用西方电影放映机，最早派女子公费出洋留学，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端方，拿了这么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的开明官员，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让后人叹息不已。
　　
　　更可恨的是，在他死后，其洋人“把兄弟”福开森（传教士），盗卖了他平生蓄藏的许多古玩，很是发了一大笔横财。而他本人在资州被杀时，身无余财，士兵只从他枕匣中搜出一本旧抄本《红楼梦》。
　　
　　端方死后，中外友人，甚至是革命党人，同情他的人甚多。其间，以其门人左全孝的祭文和好友张謇的挽联最为哀痛、中肯。
　　
　　左全孝祭文中称：“……瑞澂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指端方）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澂，受祸且烈于（赵）乐丰……依古今之常理，终有信于碧空。公暂屈于一隅，终必伸于大同……”
　　
　　作为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光绪状元张謇，所写挽联，更极陈惋惜之情：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